張斌：中國經濟的第二次“變身”

比較

電影阿甘正傳裏面說，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遠不知道會得到什麽。

做研究也是這樣，你跟着邏輯和數據一步一步往前走，不知道會走到哪裏，也不知道會得到什麽結果。

在邏輯和數據的不斷敲打下，你看到的經常不是你預先想象的世界，不是别人描述的世界，而是至少對個人而言的未知世界。

做研究是高風險活動，好在還算有趣，是成年版的探險遊戲。

在熱心朋友的督促下，我把最近十年來宏觀經濟研究的探險曆程梳理成了這本小冊子。

聚焦經濟結構轉型

貫穿整本書的主線索是經濟結構轉型。

什麽是經濟結構轉型呢？

小說和電影裏面，成爲英雄都需要變身。電影《哪吒》裏面先是從魔丸變身成兒時哪吒；然後遇到挫折，不斷醒悟，再次變身成爲戰天鬥地的哪吒。

成爲高收入經濟體也需要變身，不是一次變身，是兩次變身。第一次變身是從農業經濟變身成爲工業經濟，這是第一次經濟結構轉型；第二次變身是從工業經濟變身成爲到服務業經濟，這是第二次經濟結構轉型。就像英雄的變身會讓劇情逆轉一樣，經濟的每一次變身也都會讓宏觀經濟運行發生颠覆性變化。

我們這本小冊子主要關注的是第二次變身，是中國剛剛告别工業經濟高峰期，開始經曆挫折并向服務業經濟邁進這個特定時期的宏觀經濟變身。小冊子的前面部分關注這個過程中的長期增長問題，中間部分是中短期宏觀經濟波動問題，後面部分是宏觀經濟政策讨論。

這本小冊子的很多結論與主流認知有差别。宏觀經濟研究從來不缺乏觀點，越是流行的觀點越要小心對待。情緒通常比理性有更強大的傳播能力，觀點之所以流行，往往是因爲觀點中飽含情緒容易引起共鳴，然而情緒太強了就沒剩下多少能留給理性。

對中國經濟的各種擔憂非常流行，貨币超發、房價泡沫、産業升級乏力、債務危機、中等收入陷阱如此等等。這些擔心并非沒有道理，有警示價值，但對于宏觀經濟研究的探險者來說不能想當然地信以爲真，一定要闖進去仔細看看才行。

這本書有些章節的内容是對一些流行觀點的回應。我經常對同行朋友說其中的很多觀點是偏見，朋友也會反駁我說你講的難道就不是偏見嗎？我有時會辯駁，有時候也無言以對。隻當這本小冊子裏面講的有些内容也是偏見吧，兩種或者很多種偏見的打架可能好過一種偏見的統治。

消費升級促使二次經濟結構轉型

下面簡要講一下本小冊子的旅程，從哪裏出發，去了哪些地方，看到了什麽。

出發點隻有一個：消費升級。

随着中國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也在提高。最基本的消費是吃飽穿暖，然後是以家用電器和汽車爲代表的标準化工業産品，當購買力平價标準下的人均收入達到8000-9000美元的時候，人們對一般制造業品的消費增速開始放緩，消費升級的内容開始轉向了服務。

不是一般的服務，是那些要有很多知識、更高專業技能和更精細化管理等要素投入的服務，比如更好的醫療、教育、科研、環境保護、社會保障、體育文娛、金融服務等等。

消費升級是推動制造到服務經濟結構轉型的源動力，正是在這股力量驅使下消費支出結構、産業結構、人口流動和城市形态一幕幕變化随之而來。這是一股要求變革的巨大力量，對以往的觀念、制度和政策帶來了巨大沖擊，各種對抗和矛盾放大和升級，關于結構改革和刺激政策的各種争議延綿不絕。

通過對中國經濟結構指标系統性的梳理，并放在國際視野下做比較，可以判定中國經濟大約在2012年前後告别了工業化的高峰期，此後一直處于從制造到服務的經濟結構轉型進程中。

把發達國家類似發展階段的規律性變化軌迹作爲參照系，中國絕大多數指标的變化軌迹都是标準動作，中國不存在像拉美國家那樣過早的去工業化。曆史上但凡按照标準動作進行經濟結構轉型的經濟體，無一例外地都進入了高收入經濟體，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不算太高，邁過這個門檻以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從制造到服務的轉型并不意味着工業部門的重要性下降。工業部門是帶動全社會生産率提升的有力引擎，工業活動主導的經濟如此，服務業主導的經濟也是如此。

進入從制造到服務的結構轉型期以後，中國工業部門總體規模擴張放慢，工業部門面臨此前未有的壓力，有拔尖的工業企業脫穎而出，市場占有率節節攀升，也有大量企業因爲難以升級不得不退出市場。

從投入、生産和産品三個環節看，中國進入結構轉型期後的工業部門升級情況還好。憑借巨大的規模優勢，中國有成爲全球制造業數量和質量雙料冠軍的潛力。

潛力變爲事實還要打破很多制約因素。

最大的制約因素不是企業家們整天抱怨的勞動、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收入國家的企業都曾面臨快速上升的要素成本，并不妨礙優秀的企業脫穎而出，勞動力和其他諸多要素成本上升在很多情況下是産業升級和經濟成長的結果。

社會治理發育滞後和各種不當的市場管制，扼殺了大量的市場需求和生産率提升機會，這些才是産業升級的真正敵人。

中國的經濟結構轉型有短闆，這是中國經濟系統最薄弱的部分，也是未來經濟成長真正的瓶頸。我把發達國家類似發展階段的規律性現象作爲參照系，比較中國的數據後，發現了中國經濟結構變化中的異常現象。對這些異常現象展開分析後，定位了短闆。

最突出的短闆有兩個方面，

一是那些市場化程度較低且需要大量知識和技能投入的服務業發展滞後，比如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等行業；

二是第二、三産業總體就業人口占比偏低。這個現象背後反映的問題是，中國經濟在發展到這個階段以後，仍有大量農民工不能在城市安家并納入正軌就業。

這兩個短闆與政府職能定位和政府管制政策有着直接聯系，而政府職能定位和政府管制政策背後則是價值觀、社會信任這些慣性力量強大的慢變量。短期來看，慢變量改起來殊爲不易，拉長時間，卻無時無刻不在自發地悄然變化。

從制造到服務的經濟結構轉型，不僅反映在消費升級和産業結構變化，也反映在城市格局的變化。

大城市是知識和專業技術密集型産業發育最好的溫床，能提供更多的消費升級機會，能提供更多的高收入就業機會。大城市在進入從制造到服務經濟結構轉型期以後的競争力更加凸顯，發展潛力也在提升。

衆多的中小城鎮不能滿足消費升級和提高收入的機會，城鎮人口和産業都走下坡路，在城市競争中敗下陣來。

大城市雖好，進城的代價不菲。中國的大城市房價過高，與很多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大城市中心城區房價算不上過高，糟糕的是中心城區以外的城市郊區房價過高，大城市郊區的房價也遠遠超出了中等收入群體負擔能力，這給大城市的新進入者帶來了過高的門檻，讓很多人喪失了進入大城市改變命運的機會。

大城市的高房價有合理的部分，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部分主要是住房土地供給政策扭曲、公共服務和公共基礎設施配套滞後、居民部門養老保險類的金融投資工具匮乏，而不是過多的貨币。

房價上漲對實體經濟并非都是壞處。房價上漲不能帶動房屋供給改善對實體經濟弊端重重；房價上漲帶來了房屋供給和城市規模的合理擴張，對企業和居民則帶來了更多發展機遇。

中國經濟從“易熱難冷”變爲“易冷難熱”

從制造到服務的經濟結構轉型改變了中國經濟波動特征，中國宏觀經濟波動從工業化高峰期的“易熱難冷”轉向了“易冷難熱”。

讨論這個問題之前，需要澄清一些對貨币的認識，主要包括了四個問題: 貨币從哪裏來，貨币和物價的關系，貨币和房價的關系，貨币有沒有超發。

廣義貨币包括了現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其他多種形式的存款。個體通過努力可以獲得更多存款，然而從全社會角度看，個體新增的存款不過是其他個體賬戶上的存款轉過來的，個體努力并不會增加全社會的存款。隻有通過新增貸款，才能創造新的存款，新增全社會購買力。

新增貸款受到中央銀行政策的影響，也受到商業銀行和信貸需求方的影響。中央銀行增加基礎貨币或者降低利率，并不必然帶來更高的信貸和廣義貨币增長。歐美的量化寬松政策經曆告訴我們，央行即便使出渾身解數也未必能做到真正的放水。

長期來看，廣義貨币與通貨膨脹高度相關，廣義貨币多了，物價最終會上漲，然而二者之間的變化并非穩定的一一對應關系。短期來看，廣義貨币與通貨膨脹關系則不如長期關系那麽緊密，供給方的因素（比如豬瘟）或者外部環境變化（比如全球金融危機）會對短期通脹帶來很大影響。

廣義貨币是影響房價的重要因素，但是解決高房價的辦法不應該是犧牲廣義貨币。企業和居民存款少了，确實也能遏制名義房價上漲，但是代價太高，最終也難以遏制房子相對其他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上漲。

過去二十年來，中國的通脹率平均而言不高，彙率有升有跌，總的還是升值。有些城市房價過高，但不能歸咎于貨币。房價雖高，但是和房地産價格泡沫還不能畫上等号。貨币超發的論斷很難成立。

轉型期的主要難題是經濟偏冷

選擇何種政策工具穩定總需求至關重要

經濟增長理論放眼長遠，關心的核心問題是提高潛在增長率。宏觀經濟波動理論看的是腳下的路，關心的核心問題是貼近潛在增長率，不要超出潛在增長率的過熱，也不要低于潛在增長率過冷。

衡量經濟冷熱的溫度計是通脹。就中國情況來看，合适的通脹指标是核心CPI或者GDP縮減因子。這兩個指标運動軌迹很相似，經濟景氣程度、企業利潤、就業、居民和政府收入與這兩個指标也是高度相關。

從通脹和與其相關的一系列宏觀經濟指标來看，中國宏觀經濟在2012年進入從制造到服務業的結構轉型期以後，面臨的主要難題是經濟偏冷。

物價偏低和經濟偏冷背後很大程度上來自需求不足。跨過工業化高峰期以後，能源、化工、鋼鐵、機械設備等衆多資本密集型工業部門增速大幅放緩，與之相關的信貸也大幅放緩，這意味着過去最有力的信貸發動機熄火，會帶來全社會廣義信貸和金融資産增速大幅放緩，随之而來的是總需求不足。

居民部門信貸擴張還保持了較高的增速，對工業部門的信貸大幅放緩是個補償，但還遠不足以維持足夠的廣義貨币增長和與之對應的總需求增長，經濟還是偏冷。

怎麽辦？最理想的辦法自然是結構改革，釋放科教文娛等服務業發展潛力、釋放都市圈成長潛力，釋放金融市場服務風險投資的潛力，改善政府公共服務，完善社會保障體制。這些舉措都能帶來新的信貸增長，改善需求的同時還能提升供給。

但對于專注于實現短期内宏觀經濟穩定的經濟學者來說，這些結構改革的内容絕非短期内能夠完成，隻能當作約束條件。宏觀經濟學者要做出在這些約束條件下的選擇，而不是改變約束條件。

擴大總需求的規範政策工具是貨币和财政政策。貨币政策主要是通過降低利率刺激總需求；财政政策則是擴大政府預算内開支，直接使總需求增長。

貨币與财政政策工具的一個重要區别是，前者是通過低利率刺激私人部門開支，是盡可能地借助市場自發的力量提高總需求；後者則是通過政府的力量提高總需求。

我國遇到總需求不足的時候，應對措施的重點不是降低利率或者擴大預算内支出這些規範政策工具，而是通過地方融資平台債務擴張，增加基建投資。

近些年，中國的債務擴張當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地方融資平台的債務擴張。地方融資平台新增債務對應的資産收益不高，融資成本高且期限結構不匹配，很多債務靠着借新還舊才能維系下去。這部分債務越滾越大，中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也随之上升。

讓我們做個思想實驗，如果我們的政策組合是優先使用利率政策，利率政策降到底之後如果還不夠，然後再用預算内的财政支出擴張，包括對基建投資的支持。盡可能地去削減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信貸擴張，同時在銀行貸款和在債券市場上，嚴格保持高标準的風險評估和信貸紀律。如果是這樣的政策組合，還有沒有這麽近年來的金融亂象和系統性風險上升？

中國的保增長措施引起了很大争議。保增長舉措被戴上了很多頂帽子，增加系統性金融風險、國進民退、惡化投資效率、加劇産能過剩等等。

保增長的教訓确實很大，但要搞清楚教訓具體是什麽，是根本就不應該保增長，還是保增長的工具選擇問題；搞清楚保增長的代價是什麽，還有收益是什麽；搞清楚我們看到的那些令人不滿意的現象是不是都源自保增長政策，還是其他因素在作怪。搞清楚了這些，才能不泛泛而談刺激政策，真正汲取保增長政策的教訓。

進入從制造到服務的經濟結構轉型期，無論是應對中長期的經濟增長挑戰還是短期的宏觀經濟穩定挑戰，最難解的底層矛盾是觀念的挑戰。

觀念是制度和政策的最核心支撐。主流觀念不變化，新的制度和政策調整就難以維系。觀念是慢變量，時時刻刻都在細微變化，但是變化速度趕不上市場的變化。

身處從制造到服務這樣巨大的經濟結構轉型時期，在高速工業化時期流行的物質價值觀及其所支撐的制度和政策環境，與轉型後的經濟發展要求格格不入，對物質價值觀能起到平衡作用的後物質價值觀還很弱小，還遠不足以改變局面。

觀念的滞後，使得我們難以苛求超出傳統主流觀念的系統性結構改革。結構改革隻能在觀念和利益沖突的夾縫中找缺口，尋求邊際上的突破。能做出結構改革當然好，沖突太大、時機不成熟的時候等待也是一種智慧。

結構轉型期對傳統觀念和傳統經濟都有巨大的淘汰壓力，這會讓整個社會系統和經濟系統處于脆弱階段。穩定總需求至關重要。

經濟困難的時候，受傷最嚴重的是最弱勢的企業和低收入群體，穩住總需求是對弱勢群體最好的保護。穩定總需求的另一層價值，在于對市場自發成長的保護，而市場自發成長是孕育未來改革力量和逐步改變觀念的最有利支撐。

如果總需求嚴重不足，經濟過度低迷，最先死去的是小企業和立足未穩的新企業，最受傷害的是低收入群體。大量失業和經濟蕭條環境，對漸進地改變觀念和推進改革是毒藥而不是解藥。

從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中汲取經驗

最後一章内容是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

宏觀經濟政策是個權衡利弊的選擇，要義在于分清楚輕重。

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對于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權衡利弊是一段非常難得的經驗和教訓，對當下中國也有很強借鑒價值。

凱恩斯把大蕭條稱爲“驚人的愚蠢”，這沒有言過其實。大蕭條之前的美國經濟有經濟結構的快速調整，有大量的金融市場投機和資産泡沫經濟，有收入分配的嚴重惡化，總之問題一大摞。但是，研究大蕭條的學者認爲，并不必要爲這些問題付出大蕭條的代價，沒必要百業凋敝，沒必要四分之一勞動者失去工作，超過半數的勞動者無法全職工作。

大蕭條真正的罪魁禍首是信貸坍塌。

市場從來都不完美，有各種各樣深層次、淺層次的矛盾，但這些都不緻命，可以慢慢調整，至少還可以把日子過下去。

市場最可怕的敵人是信貸坍塌。一旦這個敵人來了，市場交易大幅萎縮，需求下滑和供給收縮之間就會形成快速的惡性循環，這對市場是滅頂之災。

信貸坍塌的根源在于錯誤的理念。當時，貨币政策把捍衛金本位放在突出位置，決策者笃信讓貨币數量與經濟活動保持匹配的真實票據理論，财政政策信奉預算平衡。這些理念放在平時未必不對，但是在市場已經遇到很多困難的時候，決策者還在堅守這些理念，好比是要求好高燒的病人去跑步鍛煉身體，結果可想而知。

羅斯福新政也是一段改革的曆史。讓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改革是一連串試錯。最初的改革政策設計考慮不周再自然不過。當初正确的改革政策，拉長時間看，也未必合适。改革政策成功的關鍵在于不斷地糾正錯誤。這需要多元化的力量制衡，需要政治家的包容與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