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永定：中國發展戰略調整和未來增長前景
2021-06-30 18:39:00
餘永定：中國發展戰略調整和未來增長前景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以國内大循環爲主體，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對中國發展戰略的調整。中國改革開放方針的未變。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以國内大循環爲主體，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對中國發展戰略的調整。中國改革開放方針的未變。
參與國際分工必須平衡效率和安全之間的關系。所謂安全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未來發展的可能性。二是經濟安全。三是國家安全。産業體系安全包括三個維度：完整性、對外依存度和适應性。無論以何種方式參與國際分工，必須處理好這三個維度之間的關系。“雙循環”的提出，要求我們更好地平衡效率和安全之間的關系。
展望未來，既存在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也存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大概率會有比較明顯的下降，但很難确定中國潛在經濟增速會下降到什麽水平。
就當前的情況而言，中國經濟增速是否會從疫情前的水平上進一步下跌，主要取決于我們的政策選擇。中國不僅不應該急于退出擴張性的财政、貨币政策，而且可以進一步增加财政、貨币政策的擴張力度。
——餘永定 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本文爲作者在第十二屆中日金融圓桌閉門研讨會“後疫情時期中日經濟發展”上發表的主題演講。
2020年，中國政府提出 “加快形成以國内大循環爲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部署。“雙循環”概念的提出，在國内、外産生了很大的反響。因爲在國際上出現了一些誤解，所以我想首先借此機會和日本朋友分享一下我對“雙循環”的看法。在發言的後半部分，我将簡單談一下自己對經濟增長前景的粗淺看法。
中國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的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撥亂反正”開始了“四個現代化”征程。在這個時期，除體制改革外，中國做了兩件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第一，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特别是通過引進大型成套設備引進外國先進設備。日本對此也提供了很大的幫助。第二，擴大對外貿易，通過發揮比較優勢，改善資源配置。
購買先進設備和發展對外貿易，在起步階段都需要外彙，而當時中國的外彙極度短缺。1978年，
中國的外彙儲備不足2億美元，1979年， 中國GDP爲1782億美元，占全球1.8%；中國出口爲137億美元，占GDP比重爲7.7%。整個80年代，除兩年外，中國都是貿易逆差。
當在嘗試改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舊發展戰略的時候，中國非常幸運地遇到了有利的國際環境。例如，代工貼牌生産（OEM）在亞洲國家方興未艾。加工貿易這種貿易形式爲中國在外彙短缺情況下發揮勞動力資源優勢，開展對外貿易提供了機會。在發展加工貿易的同時，中國還大力吸引FDI（外商直接投資）。加工貿易意味着貿易順差，從而創造外彙。FDI也帶來外彙。由于維持了貿易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經過十多年的努力，中國克服了外彙短缺的困境。2014年中國外彙儲備接近4萬億美元。
中國的所謂“國際大循環”戰略，用“國際大循環”概念提出者王建先生的話來表述就是“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是一種出口導向戰略，一種以加工貿易和FDI爲特征的出口導向戰略。這一戰略的形成和成功執行爲中國走上高速發展道路做出重要貢獻。
1979年中國GDP在全球排名第11位，占全球經濟比重僅爲1.79%，出口在世界出口中的占比更是微不足道。但20年後的2009年，中國成爲世界第一大出口國，2013年中國成爲世界第一大貿易國。1995年中國進出口在世界貿易中的占比僅爲3%，2018年上升到12.4%。2010年中國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外彙儲備截至2020年8月達到3.16萬億美元，高居世界第一。
盡管中國的出口導向戰略，取得了成功，但伴随這個戰略的成功，一系列問題出現了。我認爲這裏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問題：一、國際市場容納能力有限；二、産業體系抵禦外部沖擊能力下降；三、自主創新動力不足；四、資源跨境跨時錯配。
國際市場的容納能力
中國經過40多年的努力，重要産品出口在世界總出口中占比越來越高。事實上，十多年前野村的關志雄先生就提出過這個問題。例如，2018年中國在辦公和電信設備、電子數據處理和辦公設備以及電信設備類産品在世界上的份額分别達到31.61%、36.25%和42.29%。中國強大的競争能力擠垮了不少同行業的外國公司。光電行業就是一個例子。中國的出口擴張刺激了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情緒，也導緻中國貿易條件惡化。
其實中國早在2005年之前就已經意識到了這些問題。2006年中國出口占GDP的比重爲35.21%，達到最高峰。此後，中國政府開始調整出口政策，出口占GDP的比重開始持續大幅下降，并于2019年降到了17.4%。中國貿易總額占GDP的比也是在2006年達到峰值64%，以後逐漸下降，其他指标也是如此。
産業體系抵禦外部沖擊能力下降
參與國際分工必須平衡效率和安全之間的關系。所謂安全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國際貿易理論和發展經濟學中所讨論的“幼稚産業保護”和“防止被鎖定在國際分工低端”實質上就是一種安全問題。二是經濟安全。例如糧食安全、能源安全。例如，過去不少學者認爲糧食安全不是問題。估計現在已無人堅持這種觀點了。三是國家安全。毋庸諱言，沒有強大的工業體系就不足以保障國家安全。總而言之，中國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在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的同時，不能不把經濟安全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中國是通過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兩種方式加入國際分工體系。第一種方式與日本和韓國相似，即所謂的雁行模式。在開始時大力推進紡織品等勞動密集型産品的出口、而後是鋼鐵和重化産品以及資本密集型産品的出口，最後是通訊、半導體等技術、知識密集型産品的出口。随着比較優勢的變化，一些産業，如勞動密集型産業和部分資本密集型産業被轉移到國外，另一些産業，如部分資本密集型和技術、知識密集型産業留在國内。對留在國内的産業則逐步實現進口替代。例如，汽車産業就試圖通過不斷提高國産化率，最終實現進口替代。
第二種方式則是加入某種産品的全球産業鏈或國際生産網絡，并努力地在全球産業鏈中向高技術和高增值生産環節升級。參加全球價值鏈，提高了生産效率，增加了國民福祉，但也增加了産業的風險。生産鏈條的延長能夠更充分利用比較優勢和精細化分工的好處，但在全球供應鏈的成百上千個生産環節中隻要有一個環節發生問題，整個生産鏈條就會癱瘓。由于這個環節可能在地球的另一端，你是毫無辦法的。全球産業鏈基本上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中國公司能不能、在何時何處、以何種方式和何種代價加入某産品全球産業鏈，在多數情況下并非中國自己所能決定。這樣中國企業就很可能會被鎖定在某個特定生産環節。
通過碎片化的方式參加國際分工可能大大提高生産效率，快速學到某種特定技術，但産品生産的對外依賴性大大增加，對中國産業體系的完整性也會産生不利影響。能夠生産先進的中間産品（中間産品有很高技術含量）同能夠生産最終産品，在産業安全性上有質的不同。
産業體系安全包括三個維度：完整性、對外依存度和适應性。我們不是要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産業體系。這樣的體系必然是低效的。所謂完整性是相對的。爲了彌補完整性的不足，我們的産業體系必須有很強的适應性。一旦需要，我們應該能夠把原來并不生産，但現在需要生産的東西很快生産出來。總之，無論以何種方式參與國際分工，必須處理好上述三個維度之間的關系，從而平衡好效率和安全性的關系。
最近幾年，美國的封鎖和禁運給中國高技術産業帶來了很大困難。美國的政策，長期來看，可能對中國利大于弊。随着美國禁運和制裁，中國主導的企業将更多地向其他中國企業開放，更努力地扶植本國下遊企業，給予其更多的參與競争的機會，即便他們産品質量比美國的差一些，但是，隻要滿足基本條件就讓他們進入中國企業主導的價值鏈中。假以時日，中國必然在高科技領域建立自主可控的産業鏈。
當然，這不是中國主觀追求的政策，但是如果美國繼續對中國進行封鎖和禁運，我們也沒有什麽其他更好的選擇。中國希望能夠與日本、歐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加強經濟合作，降低美國把中國踢出全球産業鏈對中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産生的不利影響。“雙循環”的提出，要求我們更好地平衡效率和安全之間的關系。
加強自主研發
“以市場換技術”的政策需要重新檢讨。中國将更多地強調自主研發。研發投資是高科技産業發展的必要條件。在過去10年中，美國半導體産業的研發投資是3120億美元，是全球其他國家在半導體産業投資的兩倍。2018年美國在半導體産業的研發投資是390億美元。美國政府在基礎研究領域進行了大量投資。傳統上，美國半導體公司研發投資要占到其收入的17%到20%，其他國家則隻有7%到14%。高科技産業在創新上存在跟随和獨立發現的不同技術路線。沿已有路徑，做精（如芯片從22納米做到14納米再做到3納米)？還是另辟蹊徑？但無論如何，特别是要做到後者，必須從基礎教育、基礎研究、探索精神的培養做起。中國教育和科研體系改革必須進一步深化，以滿足自主創新的需求。
改善中國的海外資産負債結構
由于在執行出口導向政策時，過度強調出口換彙、過度強調吸引外資。同時，中國海外金融資産配置能力又較差。這樣，中國的海外資産-負債結構就出現許多不理想之處。集中表現是：盡管中國海外淨資産達2萬億美元，但是投資收入是負值，與日本形成鮮明對比。中國是淨債權國，但投資收入爲逆差，這種情況在其他發達國家是不曾出現的。
随着人口老齡化和中美貿易摩擦的長期化，中國的貿易順差可能難以維持。一旦出現經常項目逆差、貿易逆差和投資收入并存的局面，一國國際收支平衡就隻能靠資本流入維持，而這種格局對一般國家（有些國家，如澳大利亞可以）來說是無法維持的。一旦資本流入中斷，該國就會陷入國際收支危機、貨币危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日本早已不再是貿易順差國，但由于海外投資收益高，日本的投資收入十分可觀，不僅抵消了貿易逆差，而且實現了經常項目順差。在這方面中國應該認真學習日本的經驗。
影響中國的增長前景的幾個重要因素
随着經濟增長，中國的産業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中國目前第三産業的發展速度高于其他産業，這是一個正常的現象，但是，服務業的勞動生産效率比較低，第三産業在經濟中比重的提高将對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産生下行壓力。同時，老齡化将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不利影響。綠色經濟建設無疑會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但對GDP增速将會産生某些制約。
另一方面，城市化将對中國經濟增長産生有利影響。截至2020年末，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超過
60%。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化率還有相當大的上升空間。一般而言，城市化率的提高應該是平穩的。直到目前爲止，中國依然保留戶口制度，城市化進程始終受到抑制。可以想象，一旦放松對居民遷徙的管理，在找到新平衡點之前，城市化過程可能會明顯加速，即會出現階躍性變化。此外，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領域還有很大的深化空間。經濟改革的深化，也一定會對經濟發揮重要推動作用。
黃奇帆先生認爲：中國新一輪内需的啓動有五塊：一是超級大城市（2000萬人口級的城市）以及關聯的城市群經濟圈；二是城鄉居民的土地資源流動；三是戶籍制度改革；四是婦女與男人一樣六十歲退休；五是物流運輸機制改革。
簡言之，在未來一二十年，對經濟增長而言，既存在不利因素，也存在有利因素。盡管我們相信，同過去四十年相比，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将會有比較明顯的下降，但很難判斷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會下降到怎樣的水平。
基于當前情況，我認爲中國應該采取更爲擴張性的、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使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6%左右的水平。中國應該關注通貨膨脹和杠杆率上升等問題，但不應該放棄保持盡可能提高經濟增長速度的努力。總而言之，我們應該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前景持樂觀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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