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迎來一場更大範圍、更深層次的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科技創新代際周期大幅縮短，經濟社會數字化發展進入快車道。在此時代背景下，推進數字化轉型已成爲我國金融業一道繞不開的必答題。我國“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标綱要明确提出“穩妥發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的重要任務，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的戰略眼光以及對金融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面對數字化轉型大潮，金融系統必須具有時不我待、隻争朝夕的緊迫感，總結經驗，科學謀劃，務實推進，爲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貢獻金融力量。

曆史是階段性和連續性的辯證統一。從改革開放初期到20世紀末，我國金融業依托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等科技手段，以操作電子化、系統聯網化、标準統一化爲重點，深入探索金融電子化之路，實現了“從無到有、從手工到電子、從單機到聯網”的曆史性突破。進入21世紀，特别是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金融業在電子化建設基礎上，充分運用信息通信技術、數據庫技術等新手段，重點圍繞數據集中化、渠道網絡化、管理信息化等領域，持續提升金融信息化水平，爲當前加快數字化轉型奠定了堅實基礎。回顧我國金融業從電子化到信息化這一段波瀾壯闊的曆史，以下基本經驗值得總結和借鑒。

加強統籌規劃是根本保證。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下，人民銀行牽頭成立金融系統電子化領導小組，确立了“六五”做準備、“七五”打基礎、“八五”上規模、“九五”基本實現電子化的總體目标。1993年，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确提出加快金融電子化建設的戰略任務，要求加快人民銀行衛星通訊網絡的建設，推廣計算機的運用和開發，實現聯行清算、信貸儲蓄、信息統計、業務處理和辦公的自動化。2002年，第二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又與時俱進地提出加快信息化建設的部署要求。國家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一五”規劃、“十二五”規劃均強調了提升金融信息化水平的任務目标。正是在黨中央、國務院的統一部署和統籌規劃下，在金融管理部門、金融機構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國金融電子化和信息化建設得以有步驟、有計劃、有重點地推進，在較短時間内實現跨越式發展。

解決實際問題是本質要求。金融電子化和信息化發展并不是“憑空産生”的，而是随着科技的進步，在滿足實體經濟需求、解決實際業務問題的過程中不斷推進和完善的。比如，爲解決銀行記賬和算數等業務手工操作效率低、差錯率高等問題，上世紀80年代，以銀行爲代表的金融機構開始嘗試用敲打“鍵盤”的電子化操作替代撥弄“算盤”的手工操作。爲解決銀行卡領域普遍存在的“一卡一機、一櫃多機、聯而不通”等問題，國務院于1993年啓動金卡工程，推動發卡銀行資源共享、通存通兌。随着2002年中國銀聯成立，我國用卡環境持續改善，“一卡在手，走遍神州”成爲現實。爲解決不同系統間交易數據不同步的“單邊賬”等問題，金融機構自20世紀末開始推動系統集中部署、客戶集中管理、網點集中聯網、賬務集中處理，極大地提升了業務處理的準确性和有效性。

科技創新驅動是動力源泉。一部人類金融發展史，也是一部映照科技進步的曆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業在科技創新應用方面既是積極推動者，也是直接受益者。早在20世紀90年代，金融業作爲我國民用領域較早應用計算機技術的行業，已嘗試使用當時領先的386型計算機進行業務處理。21世紀初，随着互聯網的進一步普及，各銀行的網上銀行建設開始起步，賬戶查詢、轉賬彙款、基金理财等業務紛紛“觸網”；多家證券公司獲準開展網上證券委托業務；主要保險公司陸續開通互聯網主頁，實現客戶投保、咨詢、報案和理賠查詢等服務在線化。繼互聯網技術之後，移動互聯網蓬勃興起，人民銀行于2011年在全國範圍内啓動銀行卡芯片化遷移工作，注重金融IC卡與新興移動支付工具的結合，進一步促進金融服務渠道的多樣化。

夯實基礎設施是重要支撐。“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長期以來，金融管理部門順應電子化和信息化發展要求，注重爲各類金融機構經營展業提供先進可靠的基礎設施支撐。爲提升跨機構、跨地域數據傳輸和業務流轉的效率，20世紀80年代，人民銀行啓動全國電子聯行項目，利用VSAT衛星通訊技術建立專用衛星通訊網，建成了我國第一個全國大集中的處理系統。1993年，人民銀行組織研發的現代化支付系統（CNAPS）在全國推廣，逐步代替了電子聯行系統。現代化支付系統與商業銀行系統聯網交易，每筆業務完成隻需十幾秒，極大地加快了異地支付和處理的速度。從處理規模、效率和成本上看，該系統已跻身當時世界先進行列。此外，金融管理部門還建設了金融城域網、第一代會計核算系統、全國電子證券交易系統等金融基礎設施，構築了金融電子化網絡框架。經過多年的發展和完善，時至“十二五”期末，金融統計、大小額支付、會計核算、國庫、征信、反洗錢等關系到國家經濟運行、宏觀調控、金融監管、金融服務的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基本形成。

激發市場活力是關鍵條件。在我國金融電子化和信息化建設過程中，各類金融機構準确把握國家政策導向，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優勢，争當金融業改革發展的排頭兵，成爲金融與科技融合創新的主要策源地。20世紀80年代，部分銀行建立了“以賬戶爲中心”的第一代核心業務系統，探索實現“集中處理、統一核算、綜合網點、綜合櫃員”的業務目标。20世紀90年代，部分保險公司完成從承保到理賠的系列電腦軟件開發，持續提升保險業務電子化和自動化水平。21世紀初，部分銀行完成全國數據大集中，将全國分支機構和營業網點核心業務的處理存儲整合至統一的數據中心；主要證券公司統一了業務運營、業務支撐、管理支撐等系統的數據接口規範，緩解了因業務快速發展而長期積累的數據孤島問題；一些保險公司通過數據大集中，加強了對分支機構和業務風險的統籌管理能力。

當前，在金融信息化深入發展的基礎上，各類數字技術在金融領域應用更加深入廣泛，技術驅動的金融新業态、新應用、新模式蓬勃興起，金融業正加速邁進一個與信息社會和數字經濟相對應的數字化時代，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

構建新發展格局催生新需求。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國民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以國内大循環爲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加速形成，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現代供應鏈、工業互聯網等領域金融需求持續擴大。随着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總量持續增長和收入結構不斷優化，人民群衆多層次、綜合化的金融服務需求大幅提升，從而爲金融數字化轉型帶來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

新技術蓬勃發展帶來新手段。随着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時期，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量子計算等數字技術快速發展，物聯網、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持續建設完善，在金融資源配置精準化、業務流程自動化、風險管理實時化、決策支持智能化等方面的應用優勢更加突出，從而爲金融數字化轉型提供更加安全穩定的技術條件。

數據要素市場化注入新動能。數據要素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催化劑”，能夠促進各類生産要素的網絡化共享、集約化整合和協作式開發，對提升生産效率具有突出的乘數倍增效應。随着國家大力推進數據要素市場改革，權屬界定、要素定價、登記結算、交易流通、公平競争等制度規則加快完善，有助于推動數據要素在金融領域的有序流通和有效應用，從而爲金融數字化轉型提供更加充分且高質量的“數據燃料”。

監管體系現代化營造新秩序。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标綱要明确要求，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補齊監管制度短闆，健全風險全覆蓋監管框架，提高金融監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強化監管科技運用和金融創新風險評估。金融監管規則體系和數字化監管體系的加快構建，有助于爲金融數字化轉型明确安全底線和合規紅線，建立規範發展、合規經營、守正創新的金融行業秩序。

在深刻理解金融數字化轉型重要機遇期的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數字化轉型面臨的諸多現實挑戰。一是理念挑戰。一些機構既有盈利模式慣性較大，數字化轉型的主動性不足；部分機構數字化思維欠缺，以客戶爲中心的服務理念尚未完全形成。二是機制挑戰。很多機構的産品研發延續傳統項目管理模式，存在環節多、流程長、耗時久、創新容錯不足等問題，難以适應數字化時代市場快速變化帶來的敏捷創新要求；部分機構業績考核關注短期成本收益，對一些落地時間長、先期投入大、見效慢的創新，存在激勵不相容的情況。三是安全挑戰。網絡、數據、技術、業務、供應鏈等領域面臨更加嚴峻的安全形勢，金融風險結構更加複雜多變，從而給金融數字化轉型帶來多重疊加的安全挑戰。四是人才挑戰。既懂金融業務又懂信息技術的高水平複合型人才總體供給不足，不同類型規模從業機構的人才素質和結構差異較大，數字化轉型的智力支撐有待進一步加強。

面對新形勢下數字化轉型的諸多機遇與挑戰，我國金融系統應堅決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有關決策部署精神，充分汲取前期電子化和信息化發展的曆史經驗，合理借鑒國際同業的先進經驗，聚焦工作重點和難點，加快數字化轉型步伐。

完善監管制度和工具。注重将近年來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和金融科技監管已取得的經驗成果予以制度化、長效化，以金融數據治理和個人信息保護、網絡平台企業金融活動規制、金融科技産品和服務認證、金融科技倫理審查等爲重點，與時俱進地完善相關法律規定、監管規則和标準規範，使金融數字化轉型有方向、有規矩、有保障。同時，穩妥有序擴展金融科技創新監管工具覆蓋的機構、業務和技術範圍，爲綠色金融、普惠金融、科創金融、養老金融等業務領域的數字化轉型提供充分的驗證測試空間。

夯實數據要素基礎。加快完善以《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爲基石的數據要素法律規範體系，按照“用戶授權、最小夠用、專事專用、全程防護”的原則，進一步明确金融業數據要素應用關鍵節點的規則要求，綜合國家安全、公衆利益、個人隐私和企業權益等因素做好數據分類分級，實施數據要素領域合理規制和科學監管。推動建立跨部門、跨機構、跨領域的數據合規共享機制，搭建金融業數據融合應用基礎平台，加強多方安全計算、聯邦學習等隐私計算技術的應用探索，穩步提高金融業數據融合應用能力。

優化數字金融生态。積極支持金融機構、科研院所、科技公司通過聯合實驗室等形式，落實科技自立自強要求，加強關鍵共性技術研發和金融應用項目攻關。鼓勵金融科技“結對子”賦能和幫扶，推動大型機構向中小機構輸出風控、合規、運營等數字化工具。支持中小金融機構依托行業協會、産業聯盟等平台，通過合作建設數字基礎設施、聯合采購外包服務、開展培訓交流等“抱團取暖”方式，适度降低數字化轉型成本。加強金融機構與網絡平台企業合作業務的審慎監管，嚴格執行有關出資比例、貸款限額、合作集中度等要求，并結合實施情況進行優化調整和分級監管。

提升數字金融素養。金融消費者既是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過程的參與者，也是數字化轉型成果的受益者。提升金融消費者的數字金融素養有助于爲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提供更好的客戶基礎和經營環境。爲此，應将數字金融素養納入金融消費者權益日、金融知識普及日、國民金融素養調查等主題活動，探索開發适合年輕人、老年人、殘疾人等不同客戶群體的數字金融教育工具，并針對個人信息洩露、不當營銷宣傳等問題及時開展風險提示，提升金融消費者風險防範和自我保護意識。

發揮行業自律作用。近年來，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在金融管理部門指導下，以研究和标準爲支撐，積極開展移動金融APP、金融雲等自律備案管理，建立移動金融可信公共服務平台，配合參與金融科技創新監管試點。同時，應行業共性迫切需求，建設完善供應鏈金融數字信息服務、數字函證、金融科技服務能力共享等平台系統，爲金融數字化轉型提供高效可靠、自主可控的信息基礎設施。下一步，協會将繼續推進有關調查研究、風險監測、标準研制、基礎設施建設等工作，爲金融數字化轉型提供堅實的自律支撐。

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推進金融數字化轉型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相信在黨中央、國務院的統籌部署下，在金融管理部門、行業協會、金融機構、科技公司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國金融行業的數字化能力和水平将得到持續提升，爲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促進高質量發展積極貢獻金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