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偉民深入研判2022經濟發展挑戰
楊偉民深入研判2022經濟發展挑戰
經濟增長是明年最大的挑戰。……我國經濟增長從前十年10%左右回落到目前的5%以上,盡管這是國内外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加上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所緻,也是我國從高增長階段進入到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必然,但現在來看,回落幅度、程度略大。所以,明年要保持經濟常态化恢複,應下大力氣穩定經濟增長速度,高質量發展需要保持一個合理區間的經濟增長速度。
實現發展的主體是企業,政府是推動發展的主體,沒有政府的推動,企業很難實現發展。所以,從市場與政府的關系來看,政府要加大推動發展的力度。監管是讓企業更健康、更規範地發展,并不是說不發展。
——楊偉民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院長、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
*本文爲作者在新浪财經年會暨第14屆金麒麟論壇上的演講實錄。
今年以來,各地區、各部門堅持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兩手抓,市場主體适應經濟環境變化,克服了許多困難。我國經濟總體上持續恢複,前三季度經濟同比增長9.8%,兩年平均增長5.2%。在國際疫情蔓延、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揚、國内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逐漸顯露及國内疫情多點、多時段散發形勢下,能夠取得這樣的發展成就很不容易。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是三大産業均衡恢複。2020年疫情後經濟恢複主要靠工業帶動,今年恢複的平衡性有所增強,前三季度第一産業同比增長7.4%,和往年相比有所加快;第二産業當季增長3.6%,步伐放緩,但前兩季度增長依然較快,前三個季度累計增長10.6%,增幅較高,扭轉了我國制造業比重連年下滑的局面;第三産業當季僅增長5.4%,但累計增速已恢複到9.5%的較高數值。
二是内需穩步恢複,外需增長較快。前三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爲78.8%,累計貢獻率64.8%;投資當季貢獻轉負,爲-0.6%,累計貢獻15.6%;淨出口當季貢獻率21.7%,累計貢獻19.5%。同2020年三季度相比,最終消費的貢獻率大幅度提升,投資貢獻率大幅下滑,淨出口貢獻率仍然較高。
在我國率先控制住疫情,而國際疫情蔓延情況下,出口對穩定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凸顯。這說明我國制造能力、産業配套能力、市場競争能力都十分強大,也說明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關于堅持發展實體經濟的方向是十分正确的,是我國經濟最大韌性所在。如果沒有強大的制造能力,經濟的恢複不會這麽快。
三是物價、就業、收入穩定,人民生活得到保障。前三季度,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0.6%,10月份同比上漲1.5%,漲幅比上月擴大0.8個百分點。生産資料價格PPI大幅上漲還未傳導至消費領域,基本民生未受到影響。對于全年物價上漲,我們的預期目标是控制在3%左右,應該完全是可以實現的。
另外,1到10月份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133萬人,已經提前完成全年新增1100萬人以上的目标。前三季度的調查失業率爲5.2%,比去年同期降低0.5個百分點,10月份降到4.9%,保持在5.5%左右的預期目标之内。
同時,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增長9.7%,城鎮居民收入增長8.7%,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長11.2%,農民收入增長繼續快于城鎮居民收入,這雖然有利于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但城鎮居民的消費支出占全國消費的大頭,這樣的格局不利于消費恢複。
從領域來看,經濟恢複并不平衡。外需明顯好于内需,上遊産業明顯好于下遊,大中企業明顯好于小微企業,上半年工業明顯好于服務業。今年,經濟仍處于疫情沖擊中,也處于疫情沖擊修複期,出現不均衡現象是必然的,不必太擔心。
從時間來看,第三季度經濟恢複出現了新情況,恢複步伐放緩,當季增長隻有4.9%,兩年平均下來也是4.9%。三季度當季比二季度回落了3個百分點,兩年平均回落0.6個百分點。國民經濟12個大類當中,除了金融和商務服務的增長與二季度基本持平以外,其他10個大類增長均比二季度有所回落,房地産和建築業還出現了較罕見的負增長。
從結構上看,第三産業和制造業的增幅回落帶動經濟回落,三季度第三産業增幅比二季度回落了2.9個百分點,制造業增幅回落了近5個百分點。制造業增幅回落主要因9月份增幅放緩所緻,9月份制造業增幅隻有2.4%,比8月的5.5%明顯下滑。在30個制造業行業當中,多數行業增幅9月份比8月份放緩,多數制成品的産量的增幅也比8月份有所回落。
10月份,全國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3.5%,比9月份加快了0.4個百分點。增長的主要是采礦業和電熱氣水這兩個行業,采礦業增長了6%,電熱氣水行業增長了11.1%,當然其中主要是電力增長。制造業10月份的增幅是2.5%,比9月份僅僅加快了0.1個百分點,所以,工業的恢複還有待觀察。
三季度經濟恢複的放緩,特别是9月份制造業的回落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我認爲,主要是三個循環不暢疊加的一種結果。
一是房地産投資疲弱,導緻建築業和房地産業出現了負增長。這是曆史罕見的。房地産市場疲弱,房地産投資增幅下滑,房地産行業的資金不足,無力收儲土地,政府的賣地收入減少,又拉低了地方基建投資。今年以來,固定資産投資中房地産投資增幅逐月下滑,7月份房地産新開工施工面積出現負增長。深層次的原因是過去以房價爲龍頭,房地産、金融、地方政府基建三角循環來拉動增長的模式需要轉型了。這是長期問題在短期内的一種反映。
二是缺煤、缺電、限電帶來制造業增長放緩。我國原煤開采新增生産能力在2010年至2014年期間達到峰值,每年大概新增4億噸左右。到2018年、2019年,每年新增産能降到了1億噸左右,再加上去落後産能,煤炭現在的産能是不寬裕的。今年3月以後,幾個監管因素疊加,煤炭月産量增幅下滑,與火電增長的剪刀差拉大。火電增長加速和煤炭增幅放緩,出現了電煤緊張,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漲。同時,9月份以後,上半年沒有完成能耗雙控的一些地區普遍在8月份制訂本地區雙控方案,9月份開始加大力度進行能源雙控。一些地方開始主動拉閘限電,而煤電因爲煤價大幅度上漲,煤炭價格傳導機制也不暢,所以煤電廠也願意停機檢修,這樣又加劇了電力的緊張。所以,9月與8月相比,全國31個省市區除了福建和貴州以外,其他地區火電發電量都大幅度減少。減幅最大的地區,一個省減少了近百億千瓦時的發電量。所以,缺煤及煤價上漲是缺電的原因之一,同時,電力生産和消費具有時空同步性,限電也使發電量減少。
三是疫情多點散發,導緻服務業增幅放緩。8月份部分地區疫情複發,影響了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社零總額當月同比僅增2.5%,同7月份的8.5%相比大幅度回落了6個百分點,9月份恢複到4.4%,10月份是4.9%,仍處低位。居民消費率已降到去年同期水平,即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降到了去年全年的65.9%。這導緻住宿餐飲業增長速度從二季度的17.1%降到三季度的5.7%,交通運輸業從12.7%降到5.9%,從而使第三産業增長從二季度的8.3%降到三季度5.4%,回落2.9個百分點。
明年經濟發展的主要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經濟增長。這應是明年最大的挑戰。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長18.3%,基數很高,所以明年一季度經濟增長壓力很大。今年經濟增速會超過6%的預期目标,但兩年平均增長是五點幾,低于2019年6.1%的增速水平,跌破6%,進入到5%的台階。我國經濟增長從前十年10%左右回落到目前的5%以上,盡管這是國内外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加上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所緻,也是我國從高增長階段進入到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必然,但現在來看,回落幅度、程度略大。
所以,明年要保持經濟常态化恢複,應下大力氣穩定經濟增長速度,高質量發展需要保持一個合理區間的經濟增長速度。實現發展的主體是企業,政府是推動發展的主體,沒有政府的推動,企業很難實現發展。所以,從市場與政府的關系來看,政府要加大推動發展的力度。監管是讓企業更健康、更規範地發展,并不是說不發展。
第二個挑戰是疫情。疫情還沒有過去,明年仍然要做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平衡。對疫情不設防,若疫情蔓延,經濟社會發展停擺的代價更大。但是如果能使疫情防控又快又精準,減少停擺的人口和停滞的經濟活動規模,就可以把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減少一些。
第三個挑戰是房地産。房地産市場的風險并不是短期的,如果沒有疫情沖擊,房地産的風險遲早也會顯露出來。房地産深刻的底層邏輯在于房地産、金融、地方政府基建投資的三角循環已經走不下去。即使不考慮房價調控的因素,房價上漲的動力也已到了減弱的時期。
當然,更深層次的邏輯是人口增長放緩和人口流動以及經濟空間集中度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有其必然性,但也與我國行政體系有關。比如,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吸引要素的能力大大地強于其他類型的城市。所以,近10年來,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增加的人口相當于全國人口總增長,大概都爲7000多萬。這說明全國所有新增人口都集中到了上列三類城市,人口集中的背後是經濟的空間集中度。
現在,部分城市的房價已經超出了中等收入群體的承受力極限,對制造業、創新都構成了影響,特别是對人口長期增長,是極爲不利的。人口增長減弱對長期發展更爲不利。所以,要适應新階段人口和經濟布局,按照黨的十九大和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這就會涉及一系列改革。
第四個挑戰是能源及其産業結構。缺煤、缺電、限電說明我們還沒有充分做好推動雙碳工作的思想準備、體制準備、技術準備、政策準備。最近黨中央國務院發布了兩個關于雙碳的頂層設計文件,國務院也作了一些政策安排,比如增加煤炭生産能力等。所以,明年缺煤、缺電導緻制造業下滑的情況會得到扭轉。
第五個挑戰是居民消費。這既是一個長期問題,也是短期穩增長的現實問題。居民消費一直是我國經濟持續增長最大短闆。最終消費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居民消費的增加,很可能是政府消費增加或增加更多。比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我國總消費增加,但居民消費是負增長,政府消費增加了4000多億元。
居民消費低的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還不高。因此,須從整體上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合理分配勞動報酬與其他要素報酬的比例。這既是推動共同富裕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我國穩定經濟增長的長遠大計。因此,明年應對疫情沖擊和穩增長須考慮如何更多地依靠擴大居民消費來實現,這不僅關系當前,也關系長遠。
“十四五”規劃的大邏輯
今年是“十四五”規劃的第一年,“十四五”規劃的大邏輯就是三個“新”——新階段、新理念、新格局。新發展階段就是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發展理念就是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就是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爲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大邏輯決定了小邏輯,在“三新”這樣一個大邏輯下,“十四五”規劃的建議、綱要有衆多小邏輯,都是由大邏輯所決定的。比如“共同富裕取得更爲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就是大邏輯所決定的一種小邏輯。共同富裕本來就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過去我們做得不是很夠,是因爲當時處于建設小康社會階段,時機還不到。現在我們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現代化的階段了,就必須要做。因爲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鮮明特征。同時,推進共同富裕的相關措施,本身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是形成居民消費型增長,保持經濟穩定的需要。但是,我們要注意到,提出共同富裕,并不是說要把分配問題放在第一位。推進共同富裕,還是要把發展放在第一位,高質量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和條件。
此外,“十四五”規劃中,對今後五年還有很多新提法,這些提法本身就是新任務、新目标,都是由大邏輯所決定的。比如統籌發展和安全,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決定的,必須在發展中保障安全。再比如,堅持系統觀念的原則,就是在目标多元約束下求得最優的思想方法。如,發展和減碳,就須尋求怎樣在發展和減碳之間求得最優。還有科技自立自強、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推動金融、房地産同實體經濟均衡發展等,都是大邏輯下的必然。
我主要講講構建新發展格局問題。構建新格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幾個任務。
第一,培育完整内需體系,提高供需體系韌性。我國總供給與總需求是均衡的,但是國内總需求小于國内總供給,須優化供需格局,但重點不在于内需比重提高多少或減少多少。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内需占總需求的比例已大幅度提高,但作爲一個經濟大國,我國目前的資源支撐不了100萬億GDP和14億人口的美好生活。其他國家内外需的實證分析結論,也不能作爲我國的政策依據,不能作爲制定内需或外需占比的政策依據。内需或外需占比實際上是一個動态平衡的過程。
所以,構建新發展格局應把重點放在增強我國供需體系韌性上。當國際環境有利于出口時,能出口就多出口,多出口就要多進口,外需的比例在這種情況下就會有所增加。去年和今年就是這樣一種情況,沒有必要爲提高内需占比而限制出口。反之,出口減緩時,内需要能夠填補出口增長放緩帶來的缺口,這是2018年、2019年的情況,由于當時内需的韌性還不夠強,沒有填補上這樣一些缺口,導緻增長速度有所下滑。
另外,我國供給體系也應該能夠适應内外需的快速變化,有出口訂單的時候,供給體系就能夠滿足出口需求,出口減弱的時候能迅速地轉向滿足國内需求。從去年和今年情況來看,我國供給體系韌性較強,能迅速滿足國際疫情蔓延條件下國際市場需求的大幅度增長。當然,依然有改進空間。
第二,擴大居民消費,構建以居民消費爲主體的内需格局。2008年爲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國實行了擴大内需的戰略,效果十分明顯。2018年與危機前的2007年相比,我國總需求中出口比重減少了12個百分點,内需增加了12個百分點;内需當中投資增加了6個百分點,政府和居民消費各增加3個百分點。最終消費看,包括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2002年以來,政府消費占最終消費的比重提高了3.2個百分點,居民消費減少了3.2個百分點。所以,我國經濟已經實現了主要依靠内需拉動,但還沒有形成主要依靠居民消費拉動的格局。背後是分配問題。
第三,增加居民收入,構建居民收入占更大比例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無論是從初次分配,還是從再分配來看,我國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大體上都在60%左右,低于世界主要國家10個百分點以上。從勞動報酬占比來看,2018年與2007年相比,我國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了11個百分點。但其中的勞動者享受的公費醫療和醫藥衛生費、單位支付的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等增加較快,盡管構成勞動報酬的一部分,但是這些并不能構成當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所以,在推動經濟發展基礎之上推動共同富裕,要求提高國民收入中的居民收入占比。分配結構決定了内需結構,政府和企業的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高、居民收入占比低,必然形成投資需求和政府消費型占比高的需求結構。需求結構決定生産結構,進而形成投資型産業和政府消費型産業比較多,而居民消費型産業比較小的生産結構。
第四,加強科技的自立自強,提高自主可控技術在技術進步中的比重。構建新格局的内涵之一是保産業鏈供應鏈安全,保産業鏈供應鏈安全的關鍵環節在中間投入,中間投入主要靠國産品的,産業鏈安全性高;中間投入更多依靠進口的,産業鏈安全度低。
我國中間投入對外依存度比較高的行業可以歸結爲兩大類:第一類是資源性産品,比如石油、鐵礦石、大豆等;第二類是高技術産品,比如通信設備、計算機和其他電子設備行業,還有如儀器儀表、公用設備等。像電子元器件的淨進口率高達37%,國内供給不足,産業鏈安全性比較低。缺芯片是影響今年制造業的因素之一,說明我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存在不足,要加強對“卡脖子”技術的攻關,提高自主能力。
但科技自立自強也不是什麽都搞,能進口的仍然要進口。要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使國内科技自立自強與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相互促進,形成自主創新與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雙輪驅動的技術進步格局。
第五,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供給體系對需求結構的适配性。生産格局是需求格局的結果,生産也反作用于需求,影響需求總量和結構。供給創造需求是在供給決定需求的領域而言的,比如如果沒有新産品創新,沒有文化産品創新,就沒有對這種産品的需求,而物質産品一旦創新出來以後,形成了規模,就是需求引領供給。
所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在生産、分配、需求端三管齊下,深化和打通供給、分配、需求之間的循環。在生産端,要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大力發展國内供給不足的高技術産業、消費品産業和生活性服務業要滿足消費升級;在分配端,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适度提高勞動報酬和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在需求端,要通過一些措施減輕居民消費負擔,穩定居民消費率。
第六,堅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提高内外循環的暢通性。我國經濟已經融入全球經濟,國際循環離不開國内循環,國内循環也離不開國際循環。即使在疫情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國際循環離不開我國的國内循環,國内循環也離不開國際循環。我國進口屬于生産型,70%的進口産品是用于中間投入的,國内生産離不開進口。2018年國民經濟42個大分類領域中,我國所有行業的生産都需要進口,沒有純粹内循環的産業。從出口來看,42個大類當中絕大多數都有出口,純粹内循環的行業隻有5個,分别是水的生産和供應、燃氣的生産和供應、房地産業、技術服務、教育。所以,從42個行業大類的進出口情況來看,我國絕大多數行業是“雙循環”的。
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我們需要強調擴大内需,強化擴大國内市場,加強科技自立自強,但要防止片面性,國内外雙循環不是用需求的“三駕馬車”就能衡量的,防止産生沒有國際市場也能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錯覺。既要強調擴大内需,也要強調擴大開放,既要當好“世界工廠”,也要當上“世界市場”,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是相輔相成的。要學會在複雜嚴峻國際環境中擴大開放的能力,想方設法抓住機遇、擴大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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