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經濟正逐漸從疫情沖擊中恢複，但基礎并不穩固，波動性大、脆弱性高、結構性失衡等特征明顯。從曆史經驗看，全球産業鏈合作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區域内産業合作不斷深化，域内貿易、直接投資、證券投資、跨境信貸、價值創造等占據較大份額；另一方面，區域間的雙多邊産業鏈合作不斷增加，亞洲逐漸承接全球産業鏈轉移，成爲全球制造業中心，與北美和歐洲之間的雙邊貿易快速發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疫情的發生，對全球産業鏈合作帶來嚴峻沖擊，全球化步伐放緩。後疫情時代，全球産業鏈合作模式将進一步演化。一是各國更加強調産業鏈的安全和彈性，未來産業鏈分布将呈現本土化、周邊化和區域化特點。二是RCEP生效以及中國抗疫模式的成功，使得亞太産業鏈合作基礎進一步強化。三是各國在高科技、核心原材料、關鍵零部件等領域的競争更加激烈。在複雜環境下，深化全球産業鏈合作對于推動全球經濟複蘇至關重要。要想推動全球經濟盡快複蘇，緩解全球産業鏈緊張狀況，應繼續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加強國際合作，打破貿易和投資壁壘，确保技術、勞動力、資本、大宗商品等生産要素在全球順暢運轉。

廣泛的債務問題和氣候問題令人擔憂。除了暫停債務償還，還需要加快債務重組速度，建立健全的國際破産機制。未來,氣候變化等不确定性将導緻比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更嚴重的市場定價失靈。需要金融部門和實體部門加強聯系，企業充分披露信息，金融體系引導資金配置到綠色産業。國際社會需要廣泛參與，應對未來氣候變化挑戰，用金融和技術實現碳中和與經濟綠色轉型。

中國可以通過發展股權融資、鼓勵給中小企業貸款、增加政府對以教育及健康爲代表的公共投資等方式轉變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實現共同富裕。

朱民

2022年是變動之年，也是過渡之年，世界經濟正走向新的“三高一低”，即“高增長、高通脹、高債務、低利率”。

在高債務環境下，觸發利率的危機變量是通貨膨脹。結構性的通貨膨脹已經出現，正在向持久性發展。美聯儲遲遲不承認通脹的客觀存在，遲遲不公開宣布要采取的措施，這種“暧昧”的态度是影響通脹的重要不确定因素，增加了市場的風險，對全球經濟的沖擊不容低估。

2022年全球經濟面臨三個風險：第一，疫情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全球經濟面臨再次下行風險；第二，全球供應鏈瓶頸、勞動力短缺等供給側因素導緻高通脹風險；第三，因爲疫苗接種情況不同導緻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經濟體複蘇不一緻風險。

疫情明顯改變經濟新常态，如何維持經濟中長期增長動力，香港需要抓住三個機遇：第一，中國不斷融入國際金融市場的機遇；第二，疫情推動了金融科技快速發展的機遇；第三，綠色金融發展機遇。香港将繼續以香港所強，配合國家所需，在“十四五”期間協助國家發展，并保持香港的競争力。

李揚

機制設計理論是根據設定的目标倒推出需要建立的機制，關鍵要考慮經濟主體與機制設計者看待事物方式的偏差。基于機制設計理論,2022年中國和世界即将面臨的問題和解決方案如下：一方面，世界和中國面臨氣候變化問題，政府可以通過引入簡單高效的碳稅機制，激勵煤電企業減少燃煤，降低排碳量，向使用綠色能源發電轉型，希望其他國家的政府能夠效仿中國政府建立碳排放交易制度；另一方面，很多國家和地區使用加密貨币替代政府發行的貨币，削弱了央行對貨币供應量的控制，幹擾貨币政策效力。希望其他國家效仿中國禁止在境内使用比特币等加密貨币。

今年是“十四五”的開局之年，主要宏觀指标處于合理區間，經濟保持了比較好的發展态勢，總量平穩增長，金融改革取得了新進展。從資本市場來看，多層次資本市場日趨完備，互聯互通機制不斷完善。針對日益複雜的内外部經濟環境，我國應以改革創新爲根本動力，具體表現在：第一，着力提升我們國家金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持續優化産業政策和貨币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第二，構建金融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全面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第三，加快建立與我國新時期發展相适應的現代金融體系；第四，統籌好發展與安全，守住不發生金融風險的底線；第五，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和監管能力。

世界經濟政治正經曆根本性變化，有六大驅動因素：一是地緣經濟變化；二是全球環境危機；三是人口結構變化；四是社會因素；五是數字技術革命；六是文化、人文因素。各國政府都應緻力于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标，這需要關注環境危機和勞動力市場變化。但最重要的是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加強多邊體系，強化全球共同的價值觀。世界正經曆巨大變化的連續沖擊，爲了有能力應對這些變化，需要一個緻力于和平與合作的全球框架。

中國國際金融學會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