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50年來，英鎊、西德馬克、日元，以及歐元，先後加入到國際貨幣的行列。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更加暴露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人民幣的國際需求應運而生，並愈發強勁，使人民幣這種尚不可自由兌換、不能自由使用的主權貨幣，在國際上廣泛地被使用。人民幣因此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特別提款權籃子，成為國際貨幣。

可自由兌換貨幣：指在進出口、兌換和進行跨境借貸方面，不存在任何限制或監管要求的貨幣，持有人能把該種貨幣兌換為任何其他國家貨幣而不受任何限制。目前的可自由兌換貨幣主要包括：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瑞士法郎、港元、盧布等。 
 

人民幣的國際化是一道特殊的“風景線”。之所以說它“特殊”，不僅因為人民幣尚不是可自由兌換貨幣，而且在於它所處區域的特殊性。佈雷頓森林體系以及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都是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礎上的。南北問題表現在貨幣上，就是發展中國家具有不同於發達國家的“貨幣原罪”，體現為貨幣錯配、期限錯配和結構錯配，這三個“錯配”在東亞地區尤為突出。

東亞國家都是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區域內外的經貿合作都十分密切。但是，所有的貿易及經濟合作都是以區域外貨幣——美元進行安排的，形成了貨幣錯配。東亞國家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不僅需要巨大的資本，而且也能提供豐厚的回報，成為資本流入最多的地區。但是，流入的資本卻以短期為主，形成了期限錯配。東亞是全球儲蓄率最高的地區之一，但是因為缺乏金融基礎設施，金融機構及金融市場也不發達，本地的儲蓄不能在本地轉化為投資，反而為區域外所動員，並以投資的形式反投東亞，形成了結構錯配。

“貨幣原罪”是導致亞洲金融危機的基本原因，並因此成為“清邁機制”產生的背景。2000年遭受亞洲金融危機傷害的東盟十國及中日韓三國，為解決東亞地區國際流動性短缺問題，形成了“清邁倡議”：倡議建立貨幣互換機制，成立外匯儲備庫，推動亞洲債券市場發展。2004年，中國提出“清邁倡議”多邊化的建議，並被各成員國接受。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清邁倡議”終於由協議變成一種多邊機制的安排，並成立了相應的宏觀經濟協調機構——亞洲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總部設在新加坡。

清邁多邊機制的核心是本幣化，成立20年來進展順利，成果頗豐。其中，中國已連續12年成為東盟第一大交易夥伴，人民幣在雙邊貿易和投資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已有6個東盟國家將人民幣納入官方外匯儲備。2019年東盟10+3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審議了清邁多邊機制的進程，提出了加速本幣化的議程，考慮將人民幣和日元等成員國貨幣納入危機救助機制。今年，《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正式生效，它由東盟10+3機制升級而成，預計清邁多邊機制將隨之被帶入RCEP之中。這為人民幣的國際化帶來新的契機，有可能使過去10年人民幣國際化以雙邊使用為主，轉變為區域性的多邊使用。 

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隨著區域經濟合作的加強，未來可能形成區域性的貨幣制度安排。如果人民幣成為RCEP多邊使用的“錨貨幣”，未來的國際貨幣格局可能是三個區域，即美元區，歐元區和人民幣區。這樣的格局預示著一種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安排前景：在本地區各成員國貨幣錨定“錨貨幣”，由此形成相互間的固定匯率；同時，本地區“錨貨幣”與區域外的“錨貨幣”將形成有協調、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這種制度安排前景，既結合了佈雷頓森林體系中固定匯率制可促進貿易和經濟發展的優點，又吸收了現行浮動匯率制下，利用國際金融市場吸收過剩國際流動性的長處。這可能是在全球尚沒有一種超主權貨幣充當國際貨幣條件下的一種較佳的安排。 
 

為了爭取這種前景，區域性“錨貨幣”要認真審視自身在調節國際收支順逆差中的地位和作用。自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至今，對充當國際貨幣的國際流動性提供者來說，國際收支順逆差平衡從來都是“我的貨幣，你的問題”。換言之，國際收支平衡是國際流動性收受國，即逆差方的責任。只有在逆差方建立獲取國際流動性能力的基礎上，國際社會才有救助的可能。然而，經驗表明，一旦國際流動性提供方，即順差方出現問題，不僅逆差方，而且就連IMF都無能為力，進而造成全球性的失控。2008年金融危機就是最好的例證。

從這個意義上講，在亞太地區本幣化的進程中，需要建立順逆差雙方都有調節責任的機制，從而改變逆差方單方向調節所產生的死角。簡言之，本地區“錨貨幣”要承擔區域中央銀行的責任。如果人民幣在本地區本幣化進程中能做到這一點，那麼就既能滿足人民幣國際化的需求，同時也能滿足區域貨幣新秩序安排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