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資料可獲得性限制，目前學者們在探討人民幣國際化問題時，缺乏對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真實情況的瞭解。為切實瞭解兩岸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現狀，作者選擇具有代表性的江蘇省昆山市進行實地調研。調研發現，當前兩岸貿易人民幣結算的障礙主要涉及貿易、金融、基礎設施、政治以及網路外部性五個方面。障礙主要體現在：第一，全球產業鏈分工地位和“兩頭在外”的貿易模式疊加，影響人民幣結算比例提升；第二，人民幣和新臺幣不能自由兌換，導致交易成本增加；第三，人民幣匯率波幅提升，使得匯率風險加劇；第四，跨境資本管制、跨境支付系統便利性不足以及金融分支機搆網路有待完善，導致人民幣跨境結算便利化程度低；第五，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深度和廣度有限，既不能提供較好的人民幣衍生產品對人民幣資產進行套期保值，也不能提供豐富的人民幣投資產品提升人民幣收益；第六，美元的網路外部性限制了人民幣的跨境使用。基於調研發現，本文分別從貿易、金融、基礎設施、政治、網路外部性等五個維度，政府、企業和銀行三個層面提出政策建議。

作者 | IMI學術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明及陳胤默、王喆、張沖

以下為文章核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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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民幣國際化自2009年啟動以來，經歷了從起步、快速發展、速度放緩、重新提速四個較為完整的週期性發展歷程。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策略經歷從舊“三位一體”到新“三位一體”的轉變。跨境人民幣結算，尤其是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內容。在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週期中，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所扮演的角色和推進重點有所不同。在舊“三位一體”的發展週期中，推進人民幣跨境結算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首要目標。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跨境結算是人民幣向境外轉移的重要形式，境外投資者可持有離岸人民幣金融產品，政府層面推動的雙邊本幣互換可滿足離岸人民幣市場的超額需求。在這一時期，人民幣在跨境結算特別是貿易結算中的使用規模快速擴張，並在2015年達到高峰。總體上，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金額從2010年的0.51萬億元，增長至2015年的7.23萬億元。人民幣結算在跨境貿易中的比例在2012年初為7.43%，在2015年3月最高達到37.54%，即超過1/3的跨境貿易使用了人民幣進行結算（見圖1）。在2015年“8∙11”匯改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和比例開始回落。2018年後，人民幣國際化新發展週期開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逐漸回暖。2020年，人民幣跨境結算金額合計為28.39萬億元，同比增長44.3%。2020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為6.77萬億元，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比例逐漸穩定在20%左右。在新“三位一體”的推進策略中，人民幣跨境結算更加側重於在跨境投資結算中的使用，2020年跨境投資人民幣結算達到3.81萬億元，相比2016年的高點增長54.84%，創下歷史新高。另外，跨境人民幣結算更加強調基於“一帶一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在周邊國家和地區培育真實需求，沿著人民幣區域化向國際化的路徑推進。考察貨幣國際化、國際貿易計價貨幣選擇的相關文獻發現，影響計價貨幣選擇的主要因素包括六類。一是產出因素。一般而言，一國經濟產出占全球經濟產出的比重越高，一國的貨幣國際化水準越高。二是貿易因素。本國貿易占全球貿易或者本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越高，本國貨幣的國際化水準越高。貿易物件國、貨幣發行國國際分工地位、產品差異化程度和技術含量對貨幣計價有重要影響。三是貨幣信心。匯率越穩定，對貨幣國際化越有利，且匯率升值預期對貨幣國際化有推動作用。四是金融發展水準。當一國經濟總量達到一定水準時，影響該國貨幣國際化進程的往往是金融市場發展水準。五是資本帳戶開放。資本帳戶開放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條件。在資本管制下，可以通過建設離岸中心和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OFDI）等方式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六是網路外部性。隨著一種國際貨幣使用量的上升，使用該貨幣的流動性溢價和交易成本會逐步降低，反過來進一步促進該貨幣國際化水準。受資料可獲得性影響，鮮有文獻專門揭示當前人民幣在區域跨境貿易結算中的真實使用情況及存在的障礙。目前，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地區的兩岸貿易人民幣結算現狀如何？使用人民幣進行兩岸貿易結算的障礙是什麼？如何更好地促進兩岸貿易人民幣結算？這些都是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為了解答如上問題，課題組選擇了具有代表性的江蘇省昆山市作為調研地，以深入瞭解當前兩岸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具體情況。課題組一行通過對江蘇省昆山市代表性台資企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相關政府部門的走訪調研，深入瞭解兩岸貿易人民幣結算的最新進展及障礙，關注政府、市場和學術領域不同角度的剖析，傾聽不同類型企業的微觀實踐，進行總結和提煉形成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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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人民幣結算的總體情況

 本部分將梳理兩岸人民幣跨境結算的發展歷程，從兩岸貿易和直接投資兩個方面介紹兩岸經貿往來的特徵事實。（一）兩岸人民幣跨境結算發展歷程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的發展歷程，主要可以概括為三個推進階段。第一，經貿合作開啟是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的前提和基礎。2008年，兩岸“三通”（海運、空運直航、直接通郵）啟動。2010年6月，《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ECFA）簽署通過，規定多項金融開放措施，這標誌著兩岸經貿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2012年，海協會和海基會進一步簽署《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和《兩岸海關合作協定》，兩岸跨境貿易和投資迎來發展空間，也為跨境人民幣結算創造了機遇。第二，兩岸金融合作為人民幣結算清算確立制度性安排。早期人民幣與台幣之間無法直接通匯，主要經由中國香港地區解決兩岸銀行間人民幣現鈔兌換問題。2009年4月，海協會和海基會簽署的《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定》，明確了兩岸建立貨幣清算機制的方向。2010年1月，簽署生效的《兩岸金融合作監理備忘錄》（MOU）規定雙方金融市場准入及優惠措施，兩岸金融開放開始步入正軌。2012年，《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的簽署，標誌著兩岸貨幣清算機制正式建立。中國銀行臺北分行和臺灣銀行上海分行作為貨幣清算行。自此，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得以開啟。第三，自貿區、試驗區成為探索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的前沿陣地。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容易受到兩岸關係影響，加之台資企業在中國大陸主要聚集於沿海地區，選擇重點區域試點後推廣是推進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的可行路徑。2009年，國務院通過《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設立海峽西岸經濟區，作為兩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先試區。2014年，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設立並以兩岸金融合作為重點。江蘇省昆山市、福建省平潭縣是當前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兩岸金融合作試驗區，在試驗區內允許開展人民幣跨境自由流通、雙向借款等創新實踐。（二）兩岸經貿往來的特徵事實近二十年來，兩岸貿易規模、貿易技術含量，及大陸對台貿易逆差均大幅提升。相比2002年，2020年兩岸貿易中低技術產品的代表，紡織品（第11類）貿易規模出現萎縮；而高技術製品代表，光學及精密儀器、鐘錶、樂器（第18類）大幅提升，並取代了紡織品第二大貿易行業的地位。1. 兩岸貿易概況（1）兩岸貿易總體情況總體來看，目前中國大陸是中國臺灣地區最大的交易夥伴，兩岸貿易占中國臺灣地區貿易總額的35.8%。而中國臺灣地區在中國大陸前五大交易夥伴之外。2020年，中國臺灣地區在中國大陸出口銷售額最高的交易夥伴排名中，排行第十位，出口金額為601億美元，占中國大陸出口總額的2.3%。下文從兩岸貿易總額和淨額兩方面對兩岸貨物貿易情況分別進行說明（見圖2）。從靜態來看，根據中國臺灣地區進出口統計資料顯示，2020年兩岸貨物貿易總量首次超過2000億美元，達到2162.3億美元，同比增長11.87%；中國臺灣地區對中國大陸（含中國香港地區，下同）淨出口亦達到866.5億美元的歷史高位，同比增速超過14.9%。從動態來看，兩岸貨物貿易總量呈現波動中上升態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兩岸貿易總額由2009年的1100.7億美元提升至2020年的2162.3億美元，幾乎翻一番；中國臺灣地區對中國大陸貿易順差由2009年的588.7億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866.5億美元，增長了47%。（2）兩岸貿易行業分佈情況為了對兩岸貿易結構及其動態變化有全方位認識，本文對2002年和2020年兩岸貿易HS二分位元行業貿易總額資料進行分析（見圖3）。兩岸行業貿易增長發生重大變化。根據2002年和2020年行業貿易額變化情況，我們將19類行業分為緩慢增長、正常增長、快速增長和飛速增長4類（見表1）。除了動植物及其製品、食品飲料等生活必需品快速發展外，兩岸主流貿易已經由低技術製品向高技術製品轉變。其中，機器及電機設備（第16類）、光學及精密儀器、鐘錶、樂器（第18類）等增速均接近或者超過1000%。兩岸行業貿易規模大幅提升（見圖3）。近二十年來，兩岸貿易規模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2002年只有機器及電氣設備製品（第16類）貿易規模超過100億美元，而到了2020年，機器及電氣設備（第16類）、光學及精密儀器、鐘錶、樂器（第18類）兩類產品的貿易規模都超過了100億美元，且機器及電氣設備製品（第16類）的貿易規模突破了1000億美元。2. 兩岸直接投資概況總體而言，兩岸外商直接投資往來不在一個級別，中國臺灣地區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簡稱FDI）以十億美元為單位進行衡量，而中國大陸對中國臺灣地區直接投資（簡稱OFDI）以億美元為單位進行衡量。同時，不論FDI還是OFDI，均呈現倒U型發展趨勢，雙方FDI投資在2010-2013年達到巔峰後，一直維持穩定，直到2018年後出現大幅下滑。從中國臺灣地區對中國大陸FDI情況來看，自改革開放以來，由於中國大陸的鼓勵政策，台資來中國大陸投資設廠極為普遍，中國臺灣地區對中國大陸FDI水準較高。根據中國臺灣地區“投審會”提供的資料，2000-2020年7月，來自中國臺灣地區的FDI總額超過1750億美元。從其走勢來看，2010年之前，來自中國臺灣地區的FDI呈現波動上升態勢；在2010年達到146.2億美元的高峰，其後直到2017年一直維持在100億美元左右；2018年之後，受中美貿易摩擦等因素影響，中國臺灣地區對中國大陸FDI大幅下滑。其中，2019年全年FDI僅為35億美元，同比下降超過50%，低於2003年的水準。從中國大陸對中國臺灣地區OFDI情況來看，中國大陸對中國臺灣地區OFDI從2009年開始，前幾年增速較快，但之後維持穩定，呈現穩中有降態勢，總體水準並不高。2009年，中國大陸對中國臺灣地區OFDI為0.38億美元，到2013年達到3.35億美元的高峰，其後穩中有降。到了2019年，中國大陸對中國臺灣地區OFDI僅為0.97億美元，同比下降接近60%。呈現這種結果，主要與中國臺灣地區對中國大陸投資的限制政策和境內外環境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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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情況介紹及其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整體情況

 江蘇省昆山市是兩岸貿易人民幣結算的代表性城市。其經濟發達，對外依存度高，兩岸貿易往來密切，具有跨境人民幣結算的廣闊空間。近年來，昆山市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可將其總結為五個“轉”，也即農轉工（由農業主導轉為工業主導）、內轉外（由對內為主轉為對外為主）、散轉聚（由分散式經營轉為集群式經營）、低轉高（由低附加值轉為高附加值）以及大轉強（由大規模轉為高品質）。
 2020年，昆山市GDP為4276.7億元，連續16年位居全國經濟百強縣之首。2020年，昆山市進出口總額818.4億美元，占江蘇省進出口總額的13%，對外依存度高達到130%。昆山市分別於2013年和2020年設立深化兩岸產業合作試驗區和金融支援深化兩岸產業合作改革創新試驗區（簡稱“金改區”），作為推進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的前沿試驗基地。同時，昆山市是台資企業聚集地，台資企業對昆山市經濟增長具有重要貢獻。因此，課題組選擇昆山市作為調研目的地有助於集中考察跨境人民幣結算的發展狀況，增進對兩岸貿易人民幣結算的最新進展與動態的瞭解。（一）昆山市台資企業發展情況截至2020年底，昆山市批准的台資項目5423個，吸引台資650億美元。台資企業在昆山市的個體規模與總體體量，顯著超過了廈門、福州、東莞等傳統台企聚集城市。台資企業可謂昆山市經濟發展的基石，台資企業對昆山市經濟的貢獻，可以用“三五六七”來概括，也即台資企業貢獻了昆山市GDP的30%、工業總產值的50%、外商直接投資的60%，以及進出口總產值的70%。作為昆山市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台資經濟主要有四個方面的特點。第一，企業投資規模大。截至2021年6月底，台資企業在昆山市的平均投資規模約為1500萬美元，有698家台資企業的投資額超1000萬美元，76家台資企業的投資額超1億美元。第二，產業集聚度高。台資企業在昆山市的投資行業主要涉及電子資訊、光電顯示、精密機械、新型材料、精細化工、高檔輕紡等產業。其中，累計引進電子資訊台資專案1000多個，投資額超140億美元，構成了一條完整的電子資訊產業鏈。同時，在光電顯示、高端裝備製造、汽車製造業等領域，也基本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產業鏈。第三，企業上市掛牌數量多。目前，昆山市共25家台資企業上市掛牌，居全國縣級市首位，占全省總數的一半以上。哈森商貿、滬士電子等6家台資企業在中國大陸主機板上市；龍燈化學等12家企業返臺上市（櫃），數量均居縣級市首位。此外，還有兩家優質企業將於2022年分別在上交所創業板、科創板上市。第四，創新發展速度快。截至2021年6月底，昆山市擁有250家有效的台資高新技術企業，475家台企被認定為各類各級研發機構，50家台資企業在昆設立投資、採購、銷售和運營總部83家，台資企業和中國臺灣地區高校參與祖沖之攻關計畫項目41個。富士康、仁寶、緯創、世碩等傳統台資製造業企業由簡單的接單“代工”模式，逐步轉變為客戶“設計+代工”模式。（二）昆台貿易人民幣結算狀況昆山市採取一系列舉措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自2010年以來，昆山市陸續開啟了跨境貿易項下人民幣結算試點業務，設立深化兩岸產業合作試驗區，以及金融支援深化兩岸產業合作改革創新試驗區，以此為抓手提高跨境人民幣結算便利化程度，推進兩岸人民幣跨境業務開展。1. 整體規模昆台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在昆山市整體的人民幣跨境結算中佔有超過一半的份額。2020年，昆山市跨境人民幣結算金額956億元，同比增加38.35%。昆台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規模達到534.47億元，占到昆山市跨境人民幣結算總額的55.91%，同比增幅57.72%。其中，兩岸跨境人民幣收入127.21億元，支出407.26億元，人民幣淨流出280.05億元。昆台兩岸的人民幣結算在江蘇省，乃至全國，都佔據了重要份額。2020年，昆台兩岸的人民幣結算規模占江蘇省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總額的50.75%，占全國的7.04%。然而，在昆台兩岸貿易中，跨境人民幣結算的比例整體卻不高。2020年，昆山市跨境人民幣結算金額占本市本外幣結算總額的比例為10.21%，同比增加1.6個百分點。昆台兩岸間的跨境結算仍以美元為主，2020年美元在兩岸跨境結算中達到675.46億美元，占兩岸本外幣結算總額的89.39%；兩岸使用人民幣結算的金額為534.47億元，占兩岸本外幣結算總額的比例為10.35%，同比增加2.53個百分點。其中，在兩岸貿易項下，跨境人民幣結算總額占比更低，為9.76%，同比增加2.62個百分點。2. 結構特徵從結算類型來看，昆山市兩岸人民幣結算以貨物貿易特別是加工貿易為主，跨境融資、直接投資、工資匯出中的人民幣結算占比較低（見表2）。具體而言：第一，昆台兩岸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主要集中在貨物貿易項下。2020年，昆台兩岸中的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金額達到503.43億元，占兩岸人民幣結算總額的94.19%。其中，加工貿易中的人民幣結算規模佔據主要份額。2020年，加工貿易和一般貿易項下的兩岸人民幣跨境結算金額分別為422.17億元和81.26億元，占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金額的比重分別為78.99%和15.2%。然而，加工貿易項下使用人民幣進行跨境結算的比例僅為8.2%，低於昆台兩岸跨境結算的人民幣整體使用比例（10.35%）。第二，跨境融資和直接投資中的跨境人民幣結算，佔據了一定份額。其中，境外貸款及母子公司、聯屬企業貸款、籌備資金匯入中的跨境人民幣結算占比約為3.6%。第三，台籍員工工資薪金匯出逐漸以人民幣結算為主。2020年已經初具規模，達到7.52億元，占跨境人民幣結算的1.41%。從行業結構來看，昆台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分佈於各個行業，但明顯集中於電腦、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見表3）。2020年，該行業的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規模達到450.98億元，占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總額的84.38%；其次為批發業（5.09%）和金屬製品業（1.52%）。台資企業多涉及電腦、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並具有“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模式特點，因此該行業雖然具有較大的跨境人民幣結算規模，但人民幣在該行業兩岸跨境結算中的比重仍然較低，僅為8.75%，低於總體上昆台兩岸跨境結算中的人民幣占比。從企業分佈來看，昆台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主要來源於頭部台資企業。2020年，昆山市全轄區共有3393家企業辦理過與中國臺灣地區的跨境結算業務，其中2595家曾使用人民幣結算，占對台跨境結算家數的76.48%。其中，台資企業是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的主要承擔者。2020年，昆山市外資企業和港澳臺獨資企業兩岸間人民幣結算占比達93.55%。昆山市港澳臺獨資企業以台資企業為主，外資企業中很大比例為台商繞道避稅地投資中國大陸的企業。另外，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主要源於頭部台資企業。2020年，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金額排名前十的台資企業結算規模達到395.83億元，占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總額的74.06%。前十大頭部台資企業的跨境人民幣結算金額占兩岸本外幣結算總額的比重為10.66%，與昆台兩岸總體的人民幣結算占比10.35%相比，高出0.31個百分點。頭部企業的兩岸人民幣結算也存在較大異質性，跨境人民幣結算規模從3.46億元到168.43億元不等。人民幣在兩岸跨境結算中的比重也存在較大差異，最小比重為1.69%，最高可達到99.9%。從結算銀行來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幾乎包攬了昆台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的主要業務，台資商業銀行的市場份額占比並不高。2020年，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辦理的兩岸跨境人民幣結算規模達到457.54億元，佔據市場份額的85.6%；相比之下，台資商業銀行提供跨境人民幣結算服務的數量較少，所占市場份額僅為1.66%。3. 兩岸貿易流和資金流通過昆山市台資企業調研，本部分對兩岸企業貿易流和資金流進行總結，並結合具體案例說明人民幣結算在其中的使用情況，框架體系如圖4所示。（1）兩岸貿易流中國大陸的台資企業一般採用“兩頭在外”的生產模式（見圖4上子圖）。該生產模式的一大特性在於中國大陸的台資企業僅負責生產，不負責接單和決策。總結來看，該模式分為兩種。模式一：為母公司接單後，中國大陸對應企業通過在中國大陸、中國臺灣地區和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採購原料完成生產，然後將產品直接出口至貿易物件，我們將其稱為直接模式；模式二：為母公司接單後，中國大陸對應企業通過在中國大陸、中國臺灣地區和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採購原料完成生產，其後將產品出口至其中國臺灣地區母公司，再由母公司發貨給貿易物件，我們將其稱為間接模式。在調研過程中我們發現，雖然兩種生產模式中，中國大陸的台資企業決策權均較小，但第二種模式貿易過程中，中國大陸的台資企業的獨立決策權相對較高，使用人民幣進行跨境結算的比重更高。（2）兩岸資金流中國大陸的台資企業一般採用自然對沖手段選擇人民幣跨境結算比重（見圖4下子圖）。相比於遠期鎖匯等避險手段，中國大陸的台資企業一般通過在原料採購和產品銷售過程中做到人民幣收支平衡來規避人民幣匯率波動風險，收支平衡之外的交易則一般採用美元結算。該方法受制於台資企業與中國大陸交易的份額。在這一過程中，上述兩類不同銷售模式對人民幣結算的影響不同，調研結果顯示，相對於直接模式，在間接模式中兩岸貿易使用人民幣結算的比例相對較高，且這一比例隨著中國大陸台資企業話語權的提升而提升。（3）案例分析基於上文對兩岸企業貿易流和資金流的分析和總結，下文選取了本次調研過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兩家台資企業進行詳細說明。企業A是一家台資企業在中國大陸的全資子公司，主營智慧城市和物聯網，2020年本外幣收支43億元。該企業在中國大陸不僅有生產工廠，還配有相應的研發基地。該企業採購費用的60%和銷售收入的40%使用人民幣結算，人民幣整體結算比例達到40%。該企業可以做到人民幣收支自然對沖，降低匯率風險。該企業主要從中國大陸（29%）和境外（71%）採購原材料；95%的產品銷售給母公司，然後由母公司轉銷給中國大陸（28.9%）、歐美（45%）和新興經濟體（20%），與母公司之間的交易部分採用人民幣結算，提升了人民幣跨境支付比例。企業B亦是一家台資企業在中國大陸的全資子公司，主要從事矽晶源片的生產，2020年本外幣收支約6.3億元。該企業85%的原料從母公司採購（剩下的15%從美國、日本採購，用美元和日元結算），近90%的產品銷往母公司，再由母公司銷往美國（40%）、歐洲（20%）、中國大陸（20%）和其他地區（10%）。該企業與母公司之間的計價和結算完全使用人民幣，人民幣跨境支付比例接近90%。由此可見，與中國臺灣地區母公司之間的人民幣結算大幅度提升了人民幣在跨境支付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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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制約因素

 現有文獻主要圍繞著產出因素、貿易往來、貨幣信心、金融發展水準、資本帳戶開放和網路外部性來分析影響國際貿易計價貨幣選擇、貨幣國際化的影響因素。從本次昆山市的調研實際情況來看，當前，兩岸貿易人民幣結算的障礙主要涉及貿易、金融、基礎設施、政治以及網路外部性等五個方面。其中，貿易和金融是跨境人民幣流通迴圈的主要管道；基礎設施是人民幣跨境順暢流通的平臺和基礎；政治因素則可能對兩岸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形成制度阻礙；國際貨幣本身的網路外部性則會強化一國貨幣在跨境流通使用中的地位，進而鞏固以該貨幣為主導的國際結算體系。
 （一）貿易因素貿易因素是影響貨幣跨境使用的重要因素。現有文獻常將本國貿易占全球貿易（或者本國GDP）的比重作為衡量本國貿易水準的重要指標，當貿易占比越高，本國貨幣的國際化水準越高。貿易占比的提高，會提升外國對本國的依賴度。貿易規模、貿易物件、貿易模式、技術水準等方面都會對結算貨幣選擇產生重要影響。其中，貿易總量是影響貨幣國際化的重要因素，而出口產品差異化程度、技術水準和交易對象國往往能夠起到更重要的推動作用。第一，大企業有更大的議價權，貿易規模對兩岸人民幣跨境結算具有正向影響。欽恩和弗蘭克爾研究顯示，貿易規模對貨幣國際化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Rey指出雖然美國GDP在1870年就超過英國，但美國出口占GDP的比重遠小於英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出口占比才超過英國，美元也超過英鎊成為占主導的計價貨幣。調研顯示，2020年昆山市跨境人民幣結算占比為10.21%，但排名前十的大企業人民幣結算占比為10.66%，比總體情況高了0.45個百分點。其中，有個別企業人民幣結算占比超過40%，甚至達到90%以上；相反，中小企業通常沒有結算貨幣選擇權。第二，貿易對象對人民幣跨境結算會產生重要影響，企業一般採用“依地定價”，結合自然避險原則選擇人民幣計價比重。戈德堡和蒂爾實證發現國家（地區）大小是影響計價貨幣選擇的決定因素，當與美國交易時，美國進口商品時常以美元計價。在調研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以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地區為主要原料進口地和產品銷售地的企業，有較高的人民幣跨境結算比例。相反，當中國大陸台資企業的貿易對象主要來自歐美日韓時，採用當地貨幣計價。目前，人民幣跨境結算依舊限制在中國周邊範圍。第三，全球產業鏈分工地位和“兩頭在外”的貿易模式相互疊加，影響了兩岸貿易人民幣結算比例的提升。徐奇淵和李婧指出美元國際化的成功在於其國際分工地位和產品技術優勢，而日本由於本國國際分工地位的弱勢和進口產品多為原材料等初級產品，且交易對象主要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地區），在國際貿易中議價能力有限，貨幣國際化水準不足。丁劍平和趙曉菊也認為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下，中間投入品的美元計價限制了人民幣貿易結算份額的提升。科恩指出“在複雜的供應鏈和直接投資資金流所勾勒出的全球交易網路中，美國企業位於該網路的中心……美國因其在全球貿易結構中的中心地位，將繼續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從調研情況來看，昆山市兩岸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主要集中在進料加工和一般貿易項下，兩者合計占兩岸跨境結算總額的比例為94.19%。尤其進料加工型企業採用“兩頭在外”的經營模式，本身只負責生產，決策權在母公司，導致進料加工項下使用人民幣進行跨境結算的比例僅為8.95%，從而拉低了兩岸跨境結算中使用人民幣的比例。對於諸多企業生產所需高技術含量的原材料，均需從歐美進口，使用美元和歐元進行計價結算，該部分比例在短時間內難以改變。第四，產品技術水準顯著影響企業的貨幣選擇權，技術水準越高的企業具有更高的人民幣跨境結算比例。從不同貿易商品特質的角度探究跨境貿易的計價貨幣選擇，麥金農發現產品差異化程度大，貿易商議價能力強的產品貿易（主要是工業製成品和高技術產品），以本國貨幣計價（即生產者貨幣計價）；而產品同質性較高，具有高度競爭性的產品（如初級產品、低技術產品等），多以國際化程度最高的貨幣（美元）計價。調研發現，昆山市台資企業主要集中在電腦、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該類行業技術水準雖高，但昆山市台資企業主要負責生產，而非研發。這導致整個行業人民幣跨境結算占比僅為8.75%，遠低於昆山市和全國的總體水準。相反，有一家生產高技術含量自行車和電動車的企業D，跟其日本客戶談判，自2022年開始在人民幣匯率波動處於某一範圍時，雙方商議使用人民幣進行計價結算。這充分印證了高技術水準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目前，昆山市台資企業正在由單一生產向“生產+研發”轉變，企業談判話語權正在提升。（二）金融因素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對貨幣國際化會產生重要影響。其中，“廣度”是指多種金融工具；而“深度”指發達的二級市場。多種金融工具可以滿足投融資和套期保值的需要，發達的二級市場可以保證流動性，並降低交易成本。當一國經濟總量達到一定水準時，影響該國貨幣國際化進程的是金融市場發展水準，對中國而言尤為如此。一種貨幣得以在國際範圍內大規模使用，除了方便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可以節約成本。該成本一方面表現在較低的貨幣兌換結算成本，這與一國的金融系統發展水準和金融政策有關；另一方面則與貨幣本身的價值變化有關，不穩定的匯率會影響人們對貨幣未來價值的判斷，增加風險對沖成本和匯率貶值損失。下文將從資金流動視角，探討金融因素對兩岸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影響。第一，幣值穩定和兌換安排是影響企業幣種選擇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一般而言，匯率越穩定，對貨幣國際化越有利，且匯率升值預期對貨幣國際化有推動作用。就昆台兩岸貿易人民幣結算的現實情況來看，相對於人民幣匯率波動，人民幣和新臺幣之間不能直接兌換，對兩岸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影響更大。人民幣和新臺幣之間的兌換需要協力廠商貨幣（主要是美元）作為仲介，匯兌成本較高，影響企業利潤。調研顯示，個別大型企業因人民幣匯率波動和新臺幣不能直接兌換產生的成本多達幾百萬元。第二，在岸金融市場廣度和深度有限，不能提供實惠便利的人民幣匯率風險對沖手段。目前，在岸人民幣遠期市場需貫徹“實需原則”，只有和實際需求有關的貨款才能通過遠期鎖匯方式對沖匯率風險，且手續繁瑣，費率較高。因此，企業採取自然對沖的手段來降低人民幣匯率波動的風險。2021年6月，中國銀行昆山市分行成功落地人民幣兌新臺幣無本金交割遠期（NDF）匯率保值業務，昆山市金改區再次實現貿易項下人民幣兌新臺幣NDF保值業務突破。但該NDF匯率保值業務亦是通過美元中轉完成，流程較為複雜。匯率波動風險、匯兌成本和風險對沖成本高三者疊加，影響了企業使用人民幣的積極性。第三，資金出境便利化程度較低。一方面，企業對外貿易資金出境便利化程度較低。資金跨境需堅持“實需原則”，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商務部等部門對資金跨境的管制較為嚴格。在人民幣跨境便利化試點之後，包括昆山市金改區在內的諸多改革試驗區、自貿區，開始實行優質可信企業跨境人民幣結算便利化試點，制定優質企業名單。優質企業便利化業務由事前審核機制改為事後抽查機制，人民幣跨境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但是該試點存在以下問題：首先，入圍條件十分嚴苛，入圍企業數量較少，昆山市5000多個台資項目中，僅有40多家企業入圍；其次，由於事後抽查沒有容錯機制，銀行對優質企業客戶的門檻設定會比較高，優中選優，相關業務的開展也較為謹慎，導致優質企業名單擴容困難。另一方面，個人項下資金出境便利化程度低。涉及個人的業務主要是薪金匯出問題，據調研企業和相關銀行反映，企業員工薪資每次匯回中國臺灣地區，都需要向銀行出具大量同質化紙質版證明材料，其中一個是稅務局開具的薪資完稅證明，該證明必須本人親自前往稅務局辦理，在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時期亦不例外，增加了個人薪金匯出成本。第四，離岸市場深度和廣度不足，不能給中國臺灣地區企業和個人手中離岸人民幣資金提供良好的投資管道和投資收益。首先，受政策限制，個人在中國臺灣地區通過銀行領取人民幣的年度限額為10萬元，且諸多政策導致離岸市場人民幣存量不足。其次，中國臺灣地區人民幣存款餘額為2440.89 億元，存量較少，深度不足，導致人民幣流動性較低、存貸款收益率波動較大，影響企業和個人持有積極性。調研顯示，一方面，近期中國臺灣地區人民幣隔夜拆借利率高於5.5%，不利於中國臺灣地區進口企業獲得人民幣貸款；另一方面，對於收匯企業而言，中國臺灣地區人民幣存款產品單一且利率較低，比如目前中國臺灣地區人民幣3月期定存利率0.3%，6個月期為0.6%，1年期為1.3%，不利於企業持有人民幣。再次，中國臺灣地區離岸市場廣度不足，受離岸人民幣存量和政策影響，中國臺灣地區的人民幣投資管道主要是存款，債券、股票等投資產品較少，且人民幣衍生產品不足，不能對沖匯率波動風險，這導致中國臺灣地區企業持有人民幣不僅不能獲得高收益，還可能面臨匯率風險。第五，在資本項下，中國臺灣地區人民幣回流中國大陸仍受管制，人民幣回流管道不暢。在調研過程中，企業普遍反映台籍員工將人民幣匯回中國大陸存在困難。台籍員工匯入中國大陸限額為每人8萬元/日，且政策規定只能用於經常項下，不能用作買房和其他投資，包括個人理財。台籍員工急用資金時，只能首先在中國臺灣地區將人民幣兌換成美元入境，之後將美元換算成人民幣，這顯著增加了匯兌成本。企業和員工是持有和使用人民幣的基石，只有保障他們的利益，人民幣跨境結算才能發展起來。第六，在岸金融市場開放度和服務水準有待提升。首先，資本帳戶開放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條件。從調研情況來看，資本帳戶管制較多確實對兩岸貿易人民幣結算產生重要影響。雖然在岸金融市場開放不斷加速，但依舊有所不足，中國臺灣地區人民幣資金對中國大陸證券投資管道有限，手續繁瑣。其次，由於中國大陸人民幣貸款利率較高，且外企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的手續繁瑣，中國大陸台資企業，尤其是大型台資企業一般使用集團內融資，在中國大陸人民幣融資較少。再次，中國大陸商業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競爭力不足。一方面，台資企業在中國大陸商業銀行辦理業務的手續複雜、成本較高。舉例而言，台資企業在中國大陸商業銀行辦理業務每次都需提供紙質版證明材料；而在外資商業銀行辦理業務則僅需第一次辦理時提供紙質證明材料，之後實行電子化處理，節省時間和成本。中國臺灣地區居民在中國大陸商業銀行辦理個人理財業務，則不僅需要提供複雜的證明材料，還需要本人親自前往指定銀行辦理，時間成本較高；相反，外資銀行則可以線上遠端辦理。另一方面，中資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高於外資銀行。調研顯示，同一期限的人民幣貸款，境內國有商業銀行的利率較境內外資商業銀行利率高0.75-1個百分點，增加了企業的融資成本。第七，兩岸金融合作有限。受兩岸政治因素影響，兩岸金融合作程度不足。目前，兩岸在金融法規、統計、會計標準方面仍不協調，互不認可，限制業務和監管合作。另外，兩岸金融資訊諮詢交流管道有限。金融合作管道不足、金融有關法規、統計相關標準的互不認可，對兩岸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形成阻礙。（三）基礎設施因素基礎設施是制約跨境人民幣結算清算的重要因素。目前全球普遍採用以美元為主導的跨境貨幣清算系統——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系統。2015年，正式上線運行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是人民幣跨境結算清算的底層基礎設施，為人民幣跨境清算和結算提供服務。課題組調研發現，在基礎設施方面，昆台兩岸貿易人民幣結算主要面臨以下三個問題。第一，CIPS直接參與者數量有限，有些極為重要的節點需要依賴SWIFT。SWIFT（總部在比利時）在美國“9·11”事件之後，經過美方多次遊說要求資訊共用，達成共識為美國政府提供除了歐盟之外的所有資料。美國逐步加強對SWIFT 系統的控制能力，要求其遵守美國相關要求，如不遵守將受到美國的制裁。雖然美方當時承諾是只用於“三反”（反恐怖融資、反洗錢、反偷稅漏稅），但資訊實際使用情況卻不得而知。本課題組於2021年7月開展實地調研。截至2021年7月末，CIPS系統共有參與者1200家，其中直接參與者53家，間接參與者1147家。在CIPS 的53家直接參與者中，主要包含大型國有銀行（及其海外清算行）、大型股份制商業銀行、外資銀行中國分行及重要金融基礎設施。其中，包含中銀香港、工行新加坡分行、交行首爾分行、農行迪拜分行等8家海外分行。在我們調研期間，中國銀行臺北分行並不包括在其中。這會導致兩方面問題：一方面，由於中國銀行臺北分行不是CIPS直接參與者，中國大陸與中國臺灣地區之間的人民幣跨境結算均需依賴SWIFT，美國可以通過SWIFT通訊交易記錄查閱兩岸間所有資金往來。考慮到兩岸之間的特殊關係，對SWIFT過分依賴不是好事。例如，美國如果想對被制裁國（地區）實施金融制裁，可以通過截斷被制裁國（地區）及其金融機構或企業通過SWIFT進行國際結算清付，使其成為“金融孤島”。另一方面，境內直接參與者覆蓋面較少，地方城商行基本上都是間接參與者，他們和直接參與者之間的人民幣交易使用SWIFT進行通訊，可能導致境內交易的資訊洩露。隨著CIPS系統參與者的不斷增加，截至2021年10月末，CIPS系統共有參與者1243家，其中直接參與者71家，間接參與者1172家。此時，直接參與者中包括了中國銀行臺北分行。這一形勢的改善將有利於規避我們在調研時發現的問題。第二，CIPS效率和便利性有待提高。一方面，相比美國的紐約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CHIPS），CIPS效率低，成本高。CIPS雖然在技術層面（軟硬體以及技術實現）世界領先，但清算效率較低，使用頻次有限，成本較高；CHIPS的清算效率達到1：17，即1美元在同一時間內可以發揮17美元的清算效率，清算效率高，並採用即時撮合的混合運算模式，在計算邏輯以及業務處理能力上遙遙領先。另一方面，兩岸間跨境人民幣清算結算的環節路徑較長。例如，兩岸間的一筆跨境人民幣交易需要經過“某銀行中國大陸分行—中國大陸總行—中國銀行上海總部—中國銀行臺北分行（清算行）—中國臺灣地區相關銀行總部—中國臺灣地區相關銀行分支行”多個環節得以完成，時間較長且具有不確定性。目前，CIPS系統在結算速度和交易成本上不佔優勢，清算效率和便利性有待提高。第三，金融分支機搆網路有待完善。中國臺灣地區辦理人民幣結算清算業務的金融機構較為缺乏，網點分佈較少。2012年中國銀行臺北分行成為人民幣在中國臺灣地區唯一的清算行，僅在臺北設有網點。中資商業銀行和台資商業銀行在兩岸的網點分佈也有待進一步拓展，人民幣跨境結算需要加強兩岸銀行間的合作。在中國臺灣地區，中國銀行的網點分佈較少，且新臺幣只作為表外貨幣記帳，買賣貨幣管道單一，使得匯率並非由供求決定，交易結算十分不便。（四）政治因素政治關係會對一國的貨幣國際化進程產生影響。在兩岸貿易人民幣結算方面，政治因素的影響尤為顯著。蔡良才等指出，政治穩定性，特別是中國臺灣地區政治定位不明晰是制約貿易投資人民幣結算的主要因素。蔡英文上臺後提出的“新南向政策”旨在促進中國臺灣地區與東盟、南亞及紐西蘭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合作，企圖以東南亞市場替代中國大陸市場。在中美衝突、疫情衝擊的影響下，兩岸關係變化是台資企業在中國大陸生產經營密切關注的焦點。調研發現，多數台資企業在以昆山市為代表的東部沿海地區聚集，未考慮過將生產基地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少數企業考慮過在南昌、南京等地投資設廠。一方面出於經濟原因，電腦、通信設備製造所需零部件複雜多樣，昆山市等地供應鏈網路完善，轉移成本較高；另一方面由於政治原因，中美摩擦加劇後臺灣當局對台資企業在中國大陸投資設廠也有較多的政策限制，阻礙了台資企業在中國大陸的經營擴張，進而兩岸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和潛在空間也受到影響。受中國臺灣地區政策影響，台資企業在中國大陸的金融活動也受到影響。中國大陸子公司與中國臺灣地區母公司間在資金、物品、人員方面往來密切，根據中國臺灣地區有關上市公司的管理規定，上市公司與子公司間的資金借貸往來屬於關聯公司“資金貸予”情形，需要董事會及股東大會核准並對外公告，手續相對繁鎖。在對代表性企業的調研中，多數台資企業利用自有資金或集團資金池進行融資，沒有在中國大陸上市計畫。大部分資產屬於中國臺灣地區母公司，單獨上市面臨拆分難的問題，需要進行更改公司名稱、資產剝離等操作。因此，由於獨立性和中國臺灣地區有關金融規定，台資企業在中國大陸上市進行人民幣融資面臨較大困難，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兩岸跨境人民幣業務。（五）網路外部性因素國際貨幣所表現出來的網路外部性是指隨著一種國際貨幣使用量的上升，使用該貨幣的流動性溢價和交易成本會逐步降低，反過來進一步促進該貨幣國際化水準提升。由於統一使用一種貨幣會極大地降低成本，因此，在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全球交易會向一種貨幣集中，這是自全球化以來各時期總有一種貨幣占主導的重要原因。從動態的角度來看，當一種貨幣被確立為主導貨幣，它將處於自然壟斷狀態，主導地位會形成自我強化格局。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和貿易規模是網路外部性的重要支撐，而金融深化，特別是固定收益市場的發展，將有助於創造一種水準效應，增加人民幣交易量，並引發結構性轉變，從而改變過渡路徑。由於網路外部性的存在，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在跨境貿易、金融交易的結算計價中，被不斷鞏固強化。調研發現，使用習慣是制約兩岸跨境貿易使用人民幣結算的重要原因。昆山市台資企業普遍具有“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模式，若企業需要從歐美等國家（地區）進口原材料或出口商品，則更有可能遵循使用習慣，選擇美元、歐元進行結算計價。然而，近年來隨著中國製造能力的顯著提升和中國市場崛起，台資企業與中國大陸企業的往來更加頻繁，境內市場的替代效應增強，兩岸貿易中使用人民幣結算有助於減少匯兌損失，降低匯兌成本。調研中部分企業跨境貿易的人民幣結算占比高達90%，這與原材料和產品市場的轉移、台資子公司議價能力增強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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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制約因素

 結合上文對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制約因素的分析，下文將具有針對性地從上述五個層面提出政策建議，旨在為政府、銀行以及企業在未來兩岸跨境貿易中使用人民幣結算提供參考。
 （一）拓寬貿易管道，降低兩岸貿易結算摩擦政府應做好政策安排激勵人民幣跨境使用。一是政府應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和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保持經濟基本面長期向好，貨幣信心越來越強，這才是兩岸貿易使用人民幣結算的根本保證。二是政府應該出臺獎勵政策，鼓勵中國大陸的台資企業跨境使用人民幣結算，比如，政府設立財政專項基金，對使用人民幣結算達到某一比例的台資企業提供財政補貼或稅收減免。三是政府應加大對高新技術產業支持力度，促進原料供應的國產替代，降低對外依賴。四是政府應引導跨境企業轉型升級，由單純代工生產向“研發+生產”轉變。五是政府應以身作則，在涉外政府採購中，以人民幣進行計價結算。六是加強對兩岸跨境企業有關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政策宣傳，增加相關企業，尤其是中國臺灣地區母公司對人民幣跨境結算便利化政策的瞭解和支持。七是利用金融科技，探索數字人民幣應用於兩岸跨境結算的可能。數位貨幣具有跨境支付效率高、速度快、成本低等特點，中國應進一步探討央行數位貨幣擴容和應用於跨境支付的可能。八是政府應該組織相關機構加快對境內高技術產品的認證工作，使跨境企業可以放心採購境內原料。企業需要回應政府政策、不斷轉型升級、提升話語權。一方面，相關企業應該響應政府號召，嘗試以人民幣進行跨境結算的可能；另一方面，相關企業需要加大研發投入，實現企業轉型升級，提升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和企業話語權，增加企業談判籌碼。另外，境內其他企業應該加強研發，逐步實現國產替代，提升相關企業境內採購比例。銀行應貫徹落實政府政策精神，鼓勵企業實行人民幣結算。一方面，相關銀行應加強對跨境企業的政策宣傳，讓跨境企業瞭解、熟悉並逐步嘗試使用人民幣進行跨境結算；另一方面，銀行內部可以實行獎懲政策，將客戶人民幣跨境結算比例納入業績考核範圍，並加大其在業績考核中所占比重，鼓勵銀行從業者積極主動地宣傳和推廣人民幣跨境結算。（二）提高金融便利化程度政府需提供相應的政策安排，便利人民幣跨境流動。一是探索兩岸貨幣現匯項下直接兌換，按照先試點後推廣的原則，在中國大陸台資聚集區試點人民幣-新臺幣現匯項下直接兌換，形成動態的市場化利率，降低企業匯兌成本。二是在人民幣—新臺幣直接兌換的基礎上，試點人民幣—新臺幣遠期交易，適當放寬“實需原則”，提高遠期匯率價格基準性，降低企業遠期鎖匯成本，降低企業因匯率波動造成的損失。三是增加事後審查容錯概率，鼓勵銀行擴大人民幣跨境支付便利化優質企業名單，降低企業和銀行成本。四是放寬個人項下人民幣兩岸跨境流動限制，促進台籍員工人民幣資金跨境流動、跨境投資便利化。五是豐富境外市場人民幣投融資管道和應用場景。提高中國臺灣地區人民幣存量，推動中國臺灣地區人民幣離岸市場建設，通過發行“寶島債”等產品豐富人民幣資產配置管道，推動產品多樣化和低成本，使離岸人民幣保值增值。六是增進與中國臺灣地區金融合作，加強互聯互通。一方面，通過兩岸金融合作，加快兩岸在金融法規資料統計和會計審計方面的互認工作，協作推進兩岸金融發展；另一方面，通過與中國臺灣地區談判，增設中國大陸銀行在台分支機搆，為中國臺灣地區企業提供更為便捷的服務。七是構建人民幣跨境流動監測預警制度，探索建立人民幣跨境流動異常情況預警指標體系，進一步健全非現場監測與核查機制，加大非現場檢查力度，建立、健全跨境人民幣事中、事後全流程監管，並研究制定相應的應急預案。銀行需優化金融服務，推進人民幣跨境服務便利化。一是加強金融服務，主動挖掘跨境人民幣應用場景，加大跨境支付產品與增值服務供給。二是探索兩岸跨境供應鏈融資模式，試點中國大陸銀行對中國臺灣地區企業的直接融資。三是推動企業跨境人民幣業務便利化，在風險可控前提下擴大優質可信名單，簡化材料和流程。四是放寬個人人民幣業務的匯入匯出限額和消費投資幣種限制，促進跨境人民幣業務的線上審核和材料電子化。五是加強兩岸銀行的同業往來，增加中國臺灣地區的人民幣資金供給和回流管道。（三）完善跨境支付系統，提高跨境支付效率政府應加快跨境人民幣支付系統建設，完善服務於人民幣結算的金融基礎設施網路。一是拓展CIPS系統覆蓋廣度。在保證交易穩定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適當放寬CIPS直接參與者的准入門檻，推動更多地方銀行成為CIPS系統的直接參與者，並鼓勵兩岸更多的銀行成為間接參與者。二是提高CIPS系統的清算結算效率。從技術和制度維度簡化跨境人民幣清算環節、縮短清算時間，節約清算結算成本，進而促進CIPS系統清算效率提升，為人民幣清算結算掃除基礎設施障礙，提高人民幣清算系統的競爭力和吸引力。三是加強兩岸金融合作，鼓勵金融機構互設分支機搆。一方面，基於跨境人民幣結算需求和前景，推動中資銀行在中國臺灣地區網點建設，提高金融機構提供人民幣業務的便利度；另一方面，繼續加快在岸金融市場開放，放鬆中國臺灣地區銀行准入門檻，鼓勵台資銀行設立分支機搆以滿足兩岸人民幣結算需求。四是CIPS僅僅是基礎設施，為人民幣跨境支付提供一個便利通道，其使用成本和便利性的改進還依賴於使用頻率，即人民幣跨境支付的總量。因此，CIPS發展和人民幣跨境支付之間是相互促進關係。銀行應積極參與跨境人民幣支付系統，並結合人民幣結算需求在兩岸佈局分支機搆網點，促進人民幣結算業務的便利化。此外，加強兩岸銀行在人民幣結算清算方面的合作，促進業務、資訊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四）減少政治摩擦政治層面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在加強兩岸金融合作時，需要注意中美摩擦對兩岸經貿關係可能帶來的潛在負面影響。當前，中美博弈進入新階段，具有長期化、複雜化的特點。中美雙邊經貿摩擦可能會適當放鬆，中美在地緣政治方面的摩擦可能會進一步加劇。企業應加強對政治風險的關注和防範。企業應關注並研究國際形勢特別是中美摩擦與兩岸關係變化對經濟活動帶來的潛在影響，做好兩岸政治關係緊張可能給經貿往來、人員交流帶來不利衝擊的準備。（五）改善網路外部性問題針對網路外部性層面的使用習慣問題，需要注意網路外部性導致的國際貨幣體系具有強大的慣性，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遷將成為一個漫長過程。而一旦這種變遷發生，將會是結構性的變化。人民幣替代美元的過程將是非線性的，一旦取得突破，替代過程將會加速。因此，貨幣使用習慣的培養需要政府、銀行以及企業的共同努力。政府應穩步提高人民幣的競爭力和吸引力。保持經濟基本面的穩定是一國貨幣國際化的基礎條件。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和貿易規模是網路外部性的重要支撐。進一步地深化金融改革，促進在岸金融市場開放有助於創造一種水準效應，增加人民幣交易量，並引發結構性轉變。在實現路徑上應結合“一帶一路”、RCEP等對外開放戰略佈局，在中國周邊和東亞地區重點培育人民幣使用習慣，提高人民幣的真實需求。另外，應抓住全球價值鏈重構、數字貨幣、綠色金融等發展機遇，挖掘人民幣在新興領域的潛在需求並促進人民幣使用習慣的養成。銀行應提升人民幣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品質，增強人民幣跨境結算的便利度。一方面，銀行可積極參與人民幣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分支機搆和網點建設，完善跨境人民幣支付網路；銀行可優化審核流程制度，促進數位化轉型，利用金融科技手段簡化跨境人民幣業務流程，提高結算效率，從而為人民幣跨境結算使用掃除障礙。另一方面，銀行可提高人民幣金融產品的多樣性和吸引力，鼓勵企業使用人民幣進行跨境結算並開展存貸款、理財等多種人民幣業務，在金融交易領域促進人民幣使用習慣的養成。企業應結合自身需求加強人民幣在結算計價中的使用。企業應注重科技創新，加強研發投入，提高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和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行業頭部企業，特別是在大宗商品領域的大型企業，應注意提高自身在跨境交易幣種選擇中的議價權和話語權。企業應結合規避匯率風險需要，有意識地推動人民幣的計價與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