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裁風暴與金融殺手鐧

在此輪烏克蘭危機中，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圍追堵截，製裁影響不斷外溢。

從製裁主體看，美國拉攏盟友密切配合，結成廣泛的反俄聯盟，精心設計製裁方案，極力將俄羅斯塑造成“國際賤民”。從七國集團、歐盟、波蘭等到傳統上保持中立的瑞士、瑞典、芬蘭，從多國政府到能源、科技、金融、物流等各領域跨國企業，從歐洲委員會等政治組織到國際足聯、歐洲歌唱大賽等文體組織……

從手段看，各方將貿易管製、交通阻斷、金融封鎖等措施相結合，打擊範圍遍及俄羅斯金融、能源、運輸、冶金、電子等重要經濟部門，且試圖使俄羅斯國民經濟的各個行業都受到沖擊。

從數量看，自2022年2月以來，俄羅斯受到的製裁總數超過13000項，涉及1萬余名個人、3000多個實體及船舶、飛機等。同時，3000多家外企或暫停在俄活動，或徹底退出俄市場。

總之，俄羅斯遭受的製裁範圍之廣、手段之多、速度之快、數量之大、影響之深前所未有。

在製裁浪潮中，金融製裁可謂主導全球金融體系的西方國家的殺手鐧，影響最為深遠。

受傷最深的無疑是俄羅斯的巨額海外資產。美國聯合西方多國扣押了俄羅斯國防、能源、科技、工業等領域骨幹企業的海外資產，以及受製裁的俄羅斯政商精英的個人資產。更為嚴重的是，俄央行存放在美歐的約3000億美元外匯儲備被凍結，令其穩定金融系統和支持實體經濟的行動能力受到極大影響。加拿大、美國、歐盟等製裁方還在考慮將俄被凍結資產用於烏克蘭戰後重建，從而使俄永遠失去這些財富。

在巨額財富前途未蔔的同時，俄羅斯與全球市場相連的金融命脈也幾乎被西方國家斬斷，開展國際結算的渠道被持續關閉。

當前，俄央行、財政部、國家福利基金、直接投資基金等機構，占俄銀行業資產約80%的重要銀行，以及能源、國防等戰略行業企業和數千名個人被美國、歐盟、英國等列入禁止交易的黑名單，基本被踢出全球金融體系，難以進行正常的投融資活動。

除了能源等特定交易，俄政府、企業和個人無法使用美元、歐元、英鎊等西方貨幣進行國際結算，甚至很難獲得各種西方貨幣現鈔。占據俄信用卡市場重要份額的萬事達卡和維薩卡支付系統第一時間停止在俄服務，導致俄用戶無法在境外支付。蘋果支付、谷歌支付等電子支付方式也已暫停為俄用戶服務。

西方國家還將俄儲蓄銀行、外經銀行、外貿銀行、農業銀行等十余家系統性重要銀行踢出SWIFT系統。烏克蘭危機爆發一周年之際，代替上述大銀行在俄金融交易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批二線銀行又被禁止使用SWIFT服務，西方對俄開展對外交易再設障礙。

西方也在不斷壓縮俄羅斯規避製裁的空間。七國集團、歐盟、瑞士等先後禁止與俄央行有關的黃金交易，多家跨國銀行、貴金屬精煉商暫停與俄黃金貿易，俄央行囤積的2000多噸黃金儲備無法變現。美歐還瞄準俄加密資產，禁止為俄提供加密資產服務，對俄加密貨幣交易所、挖礦公司等實施封鎖製裁，並凍結了俄加密資產。

西方史無前例的製裁幾乎關上了俄羅斯開展對外經濟活動的窗口。俄羅斯進入全球主要金融市場的渠道被基本切斷，跨境交易能力被嚴重破壞，海外資產安全風險高企，與國際金融體系漸行漸遠。

未雨綢繆“去美元化”

以美國為首的反俄聯盟決意摧毀俄羅斯金融系統，扼殺俄羅斯經濟。不過，俄羅斯也不打無準備之仗，它在與美西方硬剛之前已經做足了準備。

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久經危機考驗，在防範風險方面經驗豐富。特別是在2013年的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後，美國聯合西方國家精準打擊俄金融支柱，使俄羅斯國際投融資活動受到極大限製，一度無法使用國際信用卡，一再被威脅踢出SWIFT體系。面對持續攀升的地緣政治風險，俄羅斯早已下定決心推進“去美元化”，為抵禦製裁構築起了一道道防線。

首先，攢足家底，積累安全儲備。

俄羅斯不安全感濃厚，長期堅持穩健保守的財政政策，嚴格控製預算支出，並將大量超出預算的油氣收入轉化為戰略儲備。

2021年，隨著石油、天然氣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俄羅斯出口順風順水，賺得1973億美元的貿易順差，預算盈余5147億盧布。2022年2月18日，俄外匯儲備達到643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同時，俄政府持續縮減外債規模。到2022年年初，外債余額4800億美元，較2014年縮減了1/3，僅占GDP的27%。

其次，另辟蹊徑，建立替代性金融基礎設施。

製裁壓力之下，俄羅斯相繼建立了“俄版SWIFT系統”金融信息傳輸系統（SPFS）、國家支付系統（MIR）、手機快速支付系統等金融基礎設施，打通了替代性交易通道，可以基本保障國內金融交易。俄政府還要求國際支付卡將俄境內業務轉移到俄本土系統，使所有境內交易盡在掌握。

在國際交易方面，俄羅斯積極向貿易夥伴推廣本國支付工具，並已與歐亞經濟聯盟國家、中國、土耳其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支付系統對接，可以進行部分國際交易。

第三，分散風險，外匯儲備多元化。

美元資產曾占俄外匯儲備的近五成，為俄央行最重要的外幣資產。為降低製裁風險，俄央行大幅調整投資結構，將歐元和人民幣資產作為主要外幣資產，並大舉囤積黃金進行保值。

幾次拋售美債之後，俄外儲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2021年，俄央行外匯儲備結構已調整為歐元（29.2%）、黃金（23.3%）、美元（21.2%），人民幣資產份額躍升至12.8%。從投資地域看，俄央行投資的美國資產份額從30.9%銳減至6.8%，中國資產則幾乎從零增至14.2%。此外，俄主權財富基金將美元儲備清零，貨幣結構調整為歐元（40%）、人民幣（30%）、黃金（20%），以及英鎊和日元。

第四，多方出擊，拓展融資渠道。

隨著從美歐融資的難度持續上升，亞洲成為俄國際融資的重要市場。2014年以來，俄大企業、銀行加快在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國際金融中心融資。到2022年年初，俄羅斯美元以外幣種的外債占比已達近10%。

第五，防患未然，吸引資本返俄。

俄羅斯為受到離岸金融和資本外逃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大量俄企在離岸中心註冊公司，將資金轉移到境外，以躲避俄司法管轄。這不僅導致俄經濟嚴重“失血”，而且難以保障海外資產安全。2013年的烏克蘭危機之後，俄政府加快推動經濟“去離岸化”，接連啟動了三輪資本特赦，鼓勵居民將境外資產轉移回國。

為了便於資產安全返回，吸引其他投資，普京於2018年8月簽署法令在加裏寧格勒州十月島和濱海邊疆區俄羅斯島分別設立了面向歐洲和亞太的特別行政區，即俄版離岸金融中心。

戰時舉措見招拆招

盡管俄羅斯早有準備，西方的製裁風暴還是對俄造成了巨大傷害。

西方發起製裁初期，俄金融市場劇烈震蕩。股市、匯市跌跌不休；兩大股指及大企業股價幾乎腰斬；盧布兌美元離岸匯率一度跌破150∶1；銀行擠兌風險陡增；標普、道指等海外股指將俄企業除名，紐約證交所、倫敦交易所、德意誌交易所等歐美交易所紛紛暫停俄企業的股票交易。一時間，俄金融市場風雨飄搖，處於危機邊緣。

俄央行與政府立即行動，全力穩定金融市場。

對於不斷跳水的盧布匯率，俄政府采取了加息和資本管製相結合的方法，提振盧布，抑製外幣需求。2022年2月28日，俄央行一次性將基準利率上調10.5個百分點至20%，之後又將盧布錨定黃金，要求在2022年6月30日之前按5000盧布/克的價格購買黃金，實際上為盧布設定了固定匯率。與此同時，俄央行緊急啟動外匯幹預，大量售出外匯，滿足了市場外匯需求。

為了防止資本外逃，破解缺少外匯的困境，普京簽署了《關於保障金融穩定補充臨時措施》等多個總統令，對外匯業務采取臨時程序，限製資本跨境流動。對於本國居民，要求出口商出售80%的外匯收入；限額提取外匯現金，禁止將外幣記入境外賬戶，禁止攜帶1萬美元以上的外幣出境；禁止向境外提供外匯借款；暫停向境外投資者支付股息和利息，暫停對外國債權人的外幣支付；允許俄政府、企業在外儲解凍之前用盧布支付外債，以防債務違約。對於外國居民，要求暫停出售各類在俄資產，提取資金不得超過5000美元/月。

對於瀕臨崩盤的股市，俄政府從2022年2月28日起無限期關閉莫斯科交易所，禁止外國投資者出售俄企業的股票。同時，俄政府允許股票發行人和金融機構隱藏股東信息，以盡量降低製裁風險，並簡化了發行人股票回購的程序，撥款1萬億盧布購買受製裁的俄企業股票。隨著形勢企穩，俄證券市場從2022年3月24日起逐步開放，先後恢復外匯、政府債券和股票交易，並利用限製交易時間、禁止做空交易等機製減少波動。

對於受到劇烈沖擊的商業銀行，俄央行持續向其註資，放松各項監管要求，放寬對銀行業務的限製，釋放出數萬億盧布的流動性。此外，央行和政府還通過免征增值稅等手段引導商業銀行和居民購買黃金保值，減少對外幣的需求。

在對外結算方面，俄政府加快推進“去美元化”，加緊與中國、印度等友好國家對接金融基礎設施，建立替代性交易渠道，將貿易結算轉向友好國家貨幣，並推動金融機構向使用國產軟件過渡。為破解融資難題，俄羅斯著力完善國內金融市場，開發國內金融資源，吸引私人資本。多家企業開始或計劃發行人民幣債券。

積極反製以攻為守

在與西方的激烈博弈中，俄羅斯尤為重視使用法律武器，政府和央行每次出招都有法律和行政令保駕護航。源源不斷的新法令緊密配合著政府的反危機計劃，賦予了政府、企業、金融機構和個人充分的反製權力。

早在2006年，俄羅斯就頒布了《特別經濟措施和強製措施法》，並在2019年和2022年經過兩次修訂，規定了反製外國製裁或其他限製性行動的特別經濟措施。2018年6月，普京簽署《反製美國和其他國家不友好行為措施法》，引入了“反製裁措施”的概念，專門應對針對俄國家、公民及法人的不友好措施。以上兩部法律賦予俄政府采取特別經濟措施或反製措施的廣泛權力，包括暫停實施經濟、技術和軍技合作項目，禁止或限製金融交易，禁止或限製對外經濟交易，終止或暫停與不友好國家或機構的國際合作、進出口貿易等。

為了保護受製裁影響的法人和個人的權益，俄政府於2019年4月通過決議，允許證券發行人在有限範圍內披露或提供信息。此外，俄還發布了《仲裁程序法修正案》，允許受外國製裁的俄法人實體將與外國當事方的爭端提交至俄仲裁法院，以保障其獲得公平審判的權利。

在此輪俄烏沖突中，俄政府以上述法律為基礎，緊鑼密鼓頒布了一系列“戰時”法令，提出了“不友好國家”的概念，有針對性地采取了反製措施。

2022年3月5日，普京簽署了《關於履行對某些外國債權人義務的臨時程序總統令》，要求政府確定對俄國家、法人和個人實施不友好行為的外國和地區名單，允許政府、企業和個人以盧布支付不友好國家和地區的債務，規定俄與不友好國家和地區的所有交易均須經過政府外國投資監管委員會批準。

俄政府據此迅速出臺了不友好國家和地區名單，將美國、加拿大、歐盟成員國、英國等歸為不友好國家。2022年5月3日，普京簽署總統令，要求對與不友好國家的交易采取報復性特別經濟措施，嚴格限製與不友好國家和組織、企業及個人的交易。具體看，俄政府禁止對俄製裁對象履行交易義務，禁止與其進行金融交易，禁止向俄方製裁對象出口俄產品和原料，要求俄政府、企業和個人以盧布償還不友好國家債權人的債務，以避免債務人在受到製裁的情況下違約。5月11日，俄羅斯又批準了對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31家外國公司實施報復性製裁的提案。

在各項法令的支持下，俄政府對不友好國家先後提出天然氣盧布結算、“俄概念股”退市、外資退市限製等反製措施，以最大限度減輕製裁傷害，一定程度上迫使不友好國家付出代價。

按照天然氣盧布結算令的規定，不友好國家需要在俄天然氣工業銀行開設賬戶，自4月1日起用盧布結算從俄購買的天然氣。此舉既創造了對盧布的需求，支持了盧布匯率，又可保護天然氣工業銀行免受製裁影響。繼天然氣之後，俄政府又將糧食、液化天然氣等納入盧布結算範圍，並表示會進一步將盧布結算的貨物清單擴大到金屬、木材、石油等俄出口商品。

“俄概念股”是指在海外上市的俄企業股票。鑒於俄在海外上市的企業遭到“洗劫”，市值普遍大跌99%，普京於2022年4月16日簽署“俄概念股”退市法令，禁止在外國股市配售和流通俄發行人的股票存托憑證。根據該法令，海外上市俄企業須在5月5日前啟動退市程序，終止海外存托憑證配售協議，將存托憑證兌換成在俄市場交易的股票。企業負責人有權作出在外國股市終止流通存托憑證的一切相關決定，而無需董事會或股東大會批準。兌換後的股票可繼續支付股息，並保留之前的投票權。此法令令歐美投資者進退兩難：如果同意兌換，就必須在俄開戶，且無法在短期內將股票變現轉出；如果不同意，那麽只能放棄所持股票。

限製外資退市法令則是為了遏製外資撤出俄市場的趨勢。2022年8月5日，普京簽署《關於針對外國和國際組織“不友好”行為在金融和能源領域采取特殊經濟措施的總統令》，規定不友好國家的投資者年底之前不得出售其所持的俄能源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股份。美國埃克森美孚參股的“薩哈林-1”號項目和俄北部的哈裏亞金油田項目均在總統令覆蓋範圍之內。

總之，在法律利器的幫助下，俄政府、機構和個人靈活應對壓力，有效維護了本國安全和利益。

“歐元化”不是“去美元化”的

解決方案

在這場激烈的博弈中，俄政府和央行力挽狂瀾，使西方未能實現在經濟金融上打垮俄羅斯的目標。一年多來，俄羅斯經濟衰退幅度可控，金融秩序穩定，資本管控逐步放松，盧布匯率企穩，股市恢復交易，基準利率接連6次調低至7.5%的較低水平。

可以說，俄羅斯已經扛過了製裁的第一波沖擊。俄羅斯能夠經受住考驗，與其采取的預防性“去美元化”措施和應急舉措密切相關。俄羅斯數次經歷危機洗禮，它有意識地積累安全儲備，刻意與美國主導的全球金融體系保持距離，嚴格監管銀行系統，並多次進行了抗風險壓力測試。做強自己、保持警惕、分散風險是俄羅斯在此次金融反擊戰中取得階段性勝利的關鍵所在。

俄羅斯也有一定的特殊性。作為糧食和能源大國，俄羅斯不僅能完全滿足國內需求，還在全球市場占據了重要份額。特別是，歐洲國家無法在短期內切斷與俄能源聯系。這就決定了俄羅斯能夠保障基本的生存能力，還能夠維持大宗商品出口，獲得較為穩定的現金流。而世界市場特別是歐洲市場對俄能源的需求，則成為其能夠適時反製的重要籌碼。

在看到俄羅斯有力舉措的同時，也需要客觀地認識到，俄羅斯即使最大限度地與美元切割，也不能完全消除製裁風險。

其一，為了減少金融製裁的影響，俄羅斯將外匯儲備多元化，製定美元結算的替代方案，努力聯合有共同需要的國家維持正常的金融交易。“去美元化”顯然加強了俄羅斯應對風險的信心，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風險。然而，美國仍然主導著世界經濟和金融秩序，主要國際貨幣和金融市場參與者都身處其中，俄羅斯與第三方的交易也難免受到美國次級製裁的約束。

其二，為了應對製裁，俄羅斯將歐元當作對抗美元的武器，將黃金作為保值工具。但美歐的新一輪製裁表明，“歐元化”不是“去美元化”的解決方案，西方的聯合製裁行動將破壞所有傳統儲備資產的安全性。（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亞所副研究員）

（《瞭望》2023年第2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