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財經大學國際金融研究中心成員、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譚小芬教授和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博士生程穎越在《國際貿易》2023年11月刊期發表論文《中國對外貸款的發展現狀、風險挑戰及對策建議》。
隨著高水平對外開放不斷深化，中國對外貸款作爲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內容，規模快速擴張。中國對外貸款大多爲具有優惠利率的官方性質貸款且主要以美元計價，大部分投向亞洲、非洲、拉美等地區，主要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能源開發和經濟發展，對借款國和中國都産生了顯著的積極效果。同時，中國對外貸款也面臨“債務陷阱”、不透明等質疑，受全球因素、避險情緒及中國經濟增長等影響較大。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國對外貸款既面臨借款國經濟發展、社會與政治方面的風險，又受到自身在對外貸款風險管理、監管機制、保險制度等方面不足的制約。針對上述風險和不足，我國需要從事前防範規避、過程嚴格管控、事後積極穩妥應對等全過程建立健全對外貸款的風險防範體系，同時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維護國家利益和形象。
2000年以來，隨著“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相繼實施，中國對外貸款①規模也快速擴張，對外貸款存量從2004年末的590億美元飈升至2021年底的9887億美元。一方面，中國基于互利共贏原則爲中低收入國家的基礎設施等項目建設提供了大量資金，幫助中低收入國家發展經濟、减少貧困、改善民生和增强自主發展能力（Dreheretal.，2021；周玉淵，2020）。同時，中國積極采取措施解决借款國的債務可持續問題，得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認可（劉晨等，2022）。另一方面，中國對外貸款爲中國“走出去”和共建“一帶一路”項目提供了高質量的信貸支持（王文，2023）。中國企業通過貸款項目帶動技術、標準、物資、設備“走出去”。據《2020年度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統計公報》統計，2013—2017年，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共帶動了近800億美元的國內貨物出口，帶動派出工程項下勞務人員147.3萬人。中國對外貸款還推動了中國與貸款國的互聯互通和經貿發展，促進國內國外市場對接和良性互動。根據《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白皮書，2013—2022年，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長6.4%。其中，2022年進出口總額占同期中國外貿規模的45.4%，爲中國對外貿易增添新動能。由中國提供優惠貸款支持建設的中歐班列爲中國鄭州、重慶等內陸城市對外開放拓展了新空間。中國對外貸款除了貸款本身相關的利息和中間業務收入外，還具有較高的綜合帶動效應，這有助于推動人民幣在國際投融資中的使用。
然而，隨著規模不斷擴大，中國對外貸款也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首先，中國對一些國家貸款風險敞口不斷增加，債務違約將會頻發多發（周誠君等，2021）。特別是新冠疫情暴發後，中低收入國家的債務水平進一步升高，中國對這些國家的貸款風險也隨之凸顯。其次，中國對外貸款也引起了少數國家和學者的爭議與質疑。有人認爲中國推行“債務陷阱”（Hornetal.，2020），中國對外貸款導致發展中國家債務負擔加重（Hornetal.，2021），還有人指責中國對外貸款不透明（Gelpernetal.，2022；Hornetal.，2021）等。針對這些質疑，不少債務國及學者提供證據進行了反駁，指出所謂中國“債務陷阱”的指責是“政治污蔑”②。
已有文獻從中國對外債務（周誠君等，2021；劉晨等，2022）、對外援助（孫楚仁等，2021）、“債務陷阱”論（金剛等，2019）等方面對上述問題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闡釋和回應。但國內學者對中國對外貸款的研究還比較少，已有的個別中國對外貸款的文獻主要針對非洲等某一區域的貸款，且使用的數據主要來自Aid Data、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非研究計劃（CARI）、波士頓大學全球發展政策中心（BUG-DP）等研究機構數據庫。而這些數據庫主要根據相關貸款承諾或跟踪的項目進行估算，幷不是已發生的實際貸款數據。爲此，本文針對上述問題，基于國家外匯管理局、世界銀行等多個權威機構的相關數據，對中國對外貸款發展的典型事實與特徵等進行了探討，幷對中國對外貸款面臨的風險進行了分析，進而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以利于正確認識中國對外貸款，爲中國對外貸款高質量發展提供政策參考。
一、中國對外貸款的發展現狀
（一）中國對外貸款的發展趨勢
近年來中國對外貸款不斷攀升。根據對外貸款存量的規模及增速，可以將中國對外貸款的發展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爲2004—2010年，該階段中國對外貸款存量穩步增長，年均增速爲13.30%；第二階段是2011—2016年，該階段中國對外貸款存量快速攀升，年均增速達32.53%；第三階段是2017年至今，中國對外貸款存量增速放緩，2017—2022年年均增速爲7.21%，中國對外貸款存量在2021年達到高點9886.98億美元後有所回落（見圖1）。
從中國對外貸款和境外對中國貸款存量看，在2014年之前，除2008年因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避險情緒等因素導致中國對外貸款流出增加，而境外對中國貸款流入减少，對外貸款淨頭寸爲正外，境外對中國貸款存量始終高于中國對外貸款存量，中國對外貸款淨頭寸爲負。隨著2013年“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啓動與推進，以及“三期叠加”造成中國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境內銀行業金融機構也“走出去”爲“一帶一路”沿綫國家項目提供貸款等金融支持，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對外貸款的增長。2015年，中國對外貸款存量的增幅高于境外對中國貸款存量的增幅，對外貸款淨頭寸由負轉正。此後，中國對外貸款淨頭寸基本保持增加態勢，到2022年末達到4365.98億美元，表明中國已經成爲重要的對外貸款輸出國，是國際資本供應的重要力量。
從占GDP比重來看，“十三五”以來中國對外貸款增速與GDP增速相當。2004年至2010年中國對外貸款占GDP比重穩定在2%～3%之間，從2011年起開始穩步上升，在2021年達到最高點5.58%。中國對外貸款占GDP比重自2016年首次超過5%後一直較爲穩定，年均值爲5.18%，表明中國對外貸款增速與GDP增速總體保持一致（見圖2）。
從占對外投資比重③來看，與直接投資占對外投資比重的上升趨勢不同，中國對外貸款占對外投資比重在金融危機期間有所下降，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避險情緒的影響。在2010年達到低點9.56%後開始上升，2015年後則維持在16%左右小幅波動。幷且，中國對外貸款與證券投資呈現互補趨勢。儘管二者各自占對外投資比重有升有降，但2015年後二者之和基本穩定在30%左右（見圖2）。
圖1 2004—2022年中國對外貸款發展趨勢
圖2 2004—2022年中國對外貸款所占比重情况
（二）中國對外貸款的影響因素
中國對外貸款受全球因素影響較大，尤其是受到美國貨幣政策的影響。如圖3所示，中國對外貸款淨頭寸及其占GDP的比重與美元指數走勢具有較强的正相關關係。根據2004—2022年數據計算，兩者與美元指數的相關係數分別爲0.78和0.81。在美聯儲加息、美元指數走强時，信貸資金淨流出增大，體現爲對外貸款淨頭寸擴大；在美聯儲加息結束、美元指數走弱時，信貸資金傾向于淨流入，體現爲對外貸款淨頭寸减少。比如，在2014年後美國退出量化寬鬆政策的預期升溫背景下，中國對外貸款淨頭寸由2014年的淨流入1972億美元轉爲2015年的淨流出1276億美元，變動高達3248億美元。而隨著2018年底美聯儲爲期3年的加息周期結束，2019年中國對外貸款淨頭寸减少了19%。
避險情緒也是影響中國對外貸款的重要因素。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數據顯示，相較于2006年中國對外貸款資産减少43億美元，2007年、2008年中國對外貸款資産分別增加208億美元和185億美元，表明受全球金融危機和避險需求變化的影響，境內資金以對外貸款形式流出大幅增加。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受疫情引發全球避險情緒以及人民幣匯率預期等多重影響，中國2020年和2021年對外貸款資産分別增加1352億美元和1398億美元。隨著中國金融市場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跨境信貸流動對于全球因素的敏感性還會進一步增强。
中國對外貸款與中國經濟增長存在較高的相關性。筆者根據2004年至2021年數據計算，中國對外貸款淨頭寸與GDP增長率相關係數爲-0.52。當境內經濟高速增長時，如2010年前，吸引跨境信貸資金流入，中國對外貸款流出較少，表現爲淨流入。而2010年後，我國經濟轉向中低速增長時，中國對外貸款淨頭寸也逐年增加，幷在2015年首次表現爲淨流出。
圖3 2004—2022年美元指數與中國對外貸款淨頭寸及其GDP占比的變化趨勢
數據來源：根據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數據整理計算。
（三）中國對外貸款的積極影響
中國對外貸款有效緩解了債務國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缺口（葛順奇等，2018）。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發布的《2023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發展中國家爲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面臨的資金缺口高達每年4萬億美元。以非洲爲例，G20旗下全球基礎設施中心數據指出，非洲2022年在基礎設施投資上的缺口爲536.41億美元，預計2040年將增至936.36億美元。而中國對外貸款則有助于填補這一缺口。波士頓大學全球發展政策中心中國對非洲貸款（CLA）數據庫數據顯示，2000—2022年，中國對非洲的1243筆貸款共1701億美元中投資于能源、交通運輸以及信息通信的共有648筆1229億美元，占對非貸款總額的72.25%。中國對外貸款在推動這些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多邊開發銀行或國家開發銀行更願意爲高風險項目提供資金，特別是向基礎設施建設發放更長期限和高風險的貸款（Guraraetal.，2020；Gongetal.，2023）。中國開發銀行的參與有助于引導商業銀行貸款進入，爲信貸受限的發展中國家借款人提供信貸支持。因此，國家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對外貸款具有明顯的溢出效應。
對外貸款有效助推了債務國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熊婉婷等（2023）研究表明，中國對外貸款有助于支持債務國提高全要素生産率。普華永道的研究顯示，國家開發銀行貸款支持的科倫坡港口城未來可創造逾90億美元經濟附加值，以及每年53億美元服務出口收入④。中國融資支持的中老昆萬鐵路2021年12月開通運營，截至2022年12月2日累計發送旅客850萬人次，運輸貨物1120萬噸⑤，爲便捷兩國民衆出行、推動地區經貿合作作出積極貢獻。中國對外貸款還促進了中國企業對這些國家的直接投資（孫楚仁等，2021）和合資合作，大多數中國企業在執行貸款項目後又積極參與了當地的後續項目或者進行了新的投資（黃梅波等，2016）。
對外貸款支持有關國家完善基礎設施，促進了互聯互通和經貿發展。例如，到2022年底，中歐班列已聯通中國境內108個城市，通達歐洲25個國家208個城市，成爲“一帶一路”沿綫國家互利共贏的橋梁紐帶，也爲中國內陸城市對外開放拓展了新空間。鄭州、重慶等城市的外向型經濟也在中歐班列開通後實現了顯著增長，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年貨物貿易額從2013年的1.04萬億美元擴大到2022年的2.07萬億美元，年均增長8%⑥。
對外貸款也爲中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了有力支持。一方面，中國企業通過貸款項目輸出技術和經驗幷提升國際影響力。例如，2022年“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和地區在建的重點基礎設施項目采用中國標準的占比超過1/3，顯著提升了中國在全球市場的主導力。另一方面，中國企業還通過參與項目前端的投資開發以及後端的運營管理帶動更多相關産業“走出去”，助力企業向價值鏈、産業鏈中高端邁進。
中國對外貸款有助于推廣人民幣在國際融資中的使用。據筆者計算，2015年至2021年，中國銀行業對外存貸款中人民幣占比從不到10%逐步提升到近20%。《2023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顯示，2022年，跨境融資、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等其他投資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達1.6萬億元，而2023年1-9月，其他投資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就已達到1.6萬億元，同比增長22.9%。隨著人民幣融資成本的相對走低，以人民幣形式進行的融資比重有望提升。
（四）中國對外貸款面臨的質疑
中國對外貸款支持發展中國家建設基礎設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中國債務貢獻論也得到受款國的廣泛認可。但由于各種原因，中國對外貸款也受到一些國家和學者的質疑。
“債務陷阱論”是對中國對外貸款質疑中最爲突出的方面之一。2017年，“中國債務陷阱”的說法興起、迅速傳播幷延續至今，催生了“中國債務陷阱論”（Brautigam，2020）。持有這種觀點者認爲，中國有意推行“債務陷阱外交”“掠奪性貸款”，利用政府貸款來開拓海外新市場，實現全球雄心（Hornetal.，2020），幷加重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Hornetal.，2021），不斷渲染“中國威脅”與中國在非“新殖民主義”等。
有不少事實以及實證研究反駁了這些質疑。首先，中國對外貸款由借款方自身需求主導，中國與當前非洲整體的債務問題的相關性很低（周玉淵，2020）。其次，從債務規模看，中國不存在過度放貸。根據世界銀行國際債務統計（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IDS）數據⑦，截至2021年底，發展中國家欠中國的外債約占這些國家全部外債總量的2.8%，“債務陷阱論”顯然站不住脚。儘管如此，中國一直積極參與解决國際債務問題。2007—2019年十多年間，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已就約500億美元的中國貸款重新進行了談判（Hancock，2019）。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非研究計劃數據也表明，2000年至2019年，中國至少爲非洲國家免除了34億美元無息貸款債務。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中國積極參與G20“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倡議”，在2020年底中止了世界上最貧窮的77個國家的雙邊貸款償還，彰顯了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二、中國對外貸款的典型特徵
（一）以官方性質爲主
中國對外貸款官方性質⑧爲主，主要由政策性銀行提供。世界銀行IDS數據表明，2000—2021年，中國對中低收入國家貸款中，官方貸款年平均占比爲87.01%。Hornetal.（2020）也指出，中國對外貸款主要由中國政府、國有政策性銀行或國有商業企業和銀行提供。其中，中國進出口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提供的對外貸款占所有對外貸款的70%以上（Hornetal.，2021）。而同期世界對中低收入國家貸款中官方性質貸款年平均占比爲21.34%，遠低于中國，且中國官方貸款占比與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還在不斷擴大，中國已被認爲是世界上最大的雙邊官方債權人（Gelpernetal.，2022；Hornetal.，2021）。
（二）利率優惠明顯
從優惠貸款比例看，中國對中低收入國家貸款的優惠比例較高，2005年之前都保持在30%以上，遠高于同期世界優惠貸款不到10%的比例。從借貸成本⑨看，2001—2021年間中國對中低收入國家貸款的平均年利率爲2.88%，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81%）。分時段來看，2001—2007年間，中國貸款的平均年利率約爲2.03%，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18%）。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後，隨著發達國家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實施，世界對中低收入國家的平均貸款利率相應有所下降，同時中國對外貸款利率水平有所抬升，缺口縮小。2015年後，世界貸款利率開始持續高于中國貸款利率，2020年後缺口明顯擴大。隨著全球加息潮興起，中國對發展中國家貸款的利率優惠會更加明顯。
（三）投向地區和國家較爲集中
中國對外貸款主要投向亞洲、拉美和加勒比、非洲等地區。波士頓大學全球發展政策中心旗下的中國海外發展金融（China's Overseas Development Finance，CODF）數據庫統計了2008—2021年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的對外貸款承諾數據⑩，顯示這兩家銀行投向亞洲的對外貸款最多，占兩家銀行對外貸款總額的35.67%，其次是拉美和加勒比、非洲，分別占比26.30%、22.57%。從投向的具體國家來看，IDS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有90多個國家欠中國貸款，其中欠中國外債最多的五個中低收入國家分別爲巴基斯坦、安哥拉、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和斯裏蘭卡，占中國對中低收入國家貸款的近40%，特別是巴基斯坦和安哥拉的占比分別高達15%和12%。
（四）主要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與能源開發
中國對外貸款用于“硬基建”比重高，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能源開發等領域（宋微，2020）。CODF數據顯示，2008—2021年中國對外貸款承諾用于開采和管道、交通和運輸以及電力部門的分別占比25.70%、23.09%和17.47%。與世界銀行（包括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國際開發協會）貸款對比來看，世界銀行67.50%的貸款都是投向公共管理/委托代理部門，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及能源部門的貸款占比較低（見圖4）。這表明中國貸款更多用來支持對實體經濟發展帶動作用强的基礎設施建設。
（五）以美元計價爲主
從中國銀行業對外金融資産⑪數據來看，2015年以來中國對外存貸款中外幣計價占比一直保持在80%以上，其中美元占比一直保持在60%以上，居主導地位。從IDS數據來看，中國對中低收入國家貸款主要以美元計價，2010年以來美元占比一直在80%以上，2010—2021年美元占比年均爲83.7%，這與Hornetal.（2020）估計中國的對外貸款約85%以美元計價基本一致。
圖4 中國及世界銀行貸款支持的行業結構
三、中國對外貸款面臨的主要風險
當前，全球經濟復蘇動能不足，地緣政治和大國競爭加劇，逆全球化思潮抬頭，不穩定、不確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2020年以來，贊比亞、斯裏蘭卡等先後出現主權債務違約，中國對外貸款的風險不斷顯現。
（一）面臨的借款國風險
從借款國看，根據《中國海外投資國家風險評級報告（2023）》的評級結果，占中國2021年對外貸款存量最多的前20個國家有18個納入評級報告，15個爲中等風險級別（BBB）及以下，其中7個爲高風險級別（BB以下），特別是斯裏蘭卡、巴基斯坦分別大幅下降了31、24位。中國對外貸款面臨的借款國經濟發展、社會和政治風險日益凸顯。
1. 經濟發展方面
借款國良好的經濟基本面是保證中國對其貸款安全的前提。隨著美聯儲等激進加息、全球利率抬升，一旦經濟增長和出口收入大幅下滑，大肆舉債的國家將會紛紛違約（Hornetal.，2021），中國對外貸款面臨的經濟風險不可小覷。據《中國海外投資國家風險評級報告（2023）》，占2021年中國對外貸款存量最多的20個國家經濟基礎排名總體較靠後，特別是白俄羅斯、安哥拉、斯裏蘭卡、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南非等國家經濟基礎項排名均在一百名開外⑫。從GDP增長率看，上述20個國家中2020年有12個負增長，特別是厄瓜多爾、南非、安哥拉、斯裏蘭卡、蒙古等國甚至出現較大幅度負增長。2021年、2022年在全球經濟總體實現增長的情况下，緬甸2021年GDP下降18%，斯裏蘭卡、白俄羅斯2022年GDP分別下降7.8%和4.7%。在經濟下行的同時，這些國家還普遍面臨通脹壓力。2022年上述20個國家中，有11個國家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超過10%，其中斯裏蘭卡、埃塞俄比亞、安哥拉、老撾、巴基斯坦等超過20%。這些國家提振經濟與控制物價的政策選擇將更加艱難。
受經濟表現不佳的影響，這些國家普遍出現債務指標惡化。從負債率⑬看，根據世界銀行IDS數據計算可知，至2021年底，對中國負債最多的20個國家的負債率全部超過國際公認安全綫（20%）。特別是安哥拉、贊比亞、蒙古、剛果（金）等國家負債率均在100%以上，遠超國際安全綫。從債務率⑭來看，對中國負債最多的20個國家中，除白俄羅斯外，其他國家債務率往往也超過了國際公認安全綫（100%），其中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亞、肯尼亞、斯裏蘭卡等國債務率均超過了300%，償債能力不足、風險較高。隨著這些國家的信用風險上升，中國對這些國家的貸款面臨的違約風險相應增大（Landryetal.，2021）。
2. 社會安全方面
借款國的社會風險，如社會、種族、宗教衝突等直接影響社會安全，進而對中國借給這些國家的貸款安全産生影響。從《中國海外投資國家風險評級報告（2023）》的社會彈性指標看，2022年借入中國外債較多的國家中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巴西、巴基斯坦、南非、緬甸排在最後20名中，表明這些國家應對社會危機的能力較差，社會風險較大。從內部衝突程度來看，貝塔斯曼轉型指數⑮顯示，中國對外貸款存量前20個國家中老撾、柬埔寨、埃及等國家存在制度穩定性較差和法治程度較低的問題，更可能出現社會動亂幷加大這些國家的風險。從社會安全程度來看，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數據表明，中國對外貸款規模占比較大的國家中，南非、蒙古的社會安全較差。
3. 政治安全方面
政治風險可能會直接影響中國對外貸款安全。蔣濤等（2017）研究表明，中國金融機構在“走出去”過程中會關注政治風險，對發展中國家的貸款有顯著的政治風險溢價要求。但中國對外貸款的政治風險依然不容忽視。《中國海外投資國家風險評級報告的政治風險指標顯示年借入中國外債較多的國家中緬甸、巴基斯坦、安哥拉、柬埔寨、埃及、喀麥隆、白俄羅斯等國家都存在突出的政治風險。當前，烏克蘭危機尚未平息，巴以衝突硝烟再起，地緣政治風險不斷加劇。同時，中美戰略博弈和美國聯合盟國對中國的遏制引致的政治風險不斷上升。此外，西方一些國家掀起的“中國債務陷阱論”迎合了一些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焦慮（許少民等，2020），給中國造成了嚴重的外部輿論壓力，直接或間接影響中國對外貸款項目和貸款的安全。而良好的雙邊關係能一定程度抑制政治風險（張玲等，2021），促進中國對這些國家貸款。從《中國海外投資國家風險評級報告（2023）》可以看出，中國對外貸款存量前20個國家總體擁有良好的對華關係，但巴西、喀麥隆等對華關係評級較差，再加上其本身政治風險大，可能會産生風險叠加。
（二）自身風險管理不足
相對于國內貸款，對外貸款因借款方在境外而産生的地域差异、法律差异和信息不對稱等多種不利因素與中國對外貸款在風險管理、監管機制、保險制度等方面的不足相叠加，加大了對外貸款的風險。
1. 風險管理面臨更大挑戰
識別與評估借款人跨境經營、擔保、資金和反洗錢風險難度加大（吳著煜，2022）。如境外貸款主體的合規性、法律有效性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物理距離、制度差异及信息渠道等約束，中國金融機構在開展盡職調查、貸款審查、貸後管理以及適用法律時會産生信息不對稱以及認知錯位，通過內保外貸實現大額資金跨境轉移中存在“三反”（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稅）風險等。中國對外貸款投向區域、國家和行業集中，多區域、多領域、多元化分散風險不够，存在潜在的貸款風險集中、放大的隱患。再加之，中國貸款支持的基礎設施建設與能源開發等“硬基建”項目，主要集中在傳統領域，投資大、投資期長，存在較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2. 對外貸款監管機制不健全
跨境金融活動監管缺乏有效手段。例如，在監測資金在國家間流動、識別是否流入禁止名單等方面，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以致對外貸款業務真實性與合規性甄別難度變大（孟海鵬等，2018）。對境外借款人資金用途和信貸質量、可疑交易等監控難度加大，風險不易及時被發現。同時，中國高素質金融監管人才缺乏，識別分析處置風險的能力需要加强，支撑保障作用有待完善。
3. 對外貸款保險制度不完善
中國尚沒有針對海外投資保險的專項法規，在模式上采用單邊模式⑯，東道國政府違約時我國難以通過外交保護行使政府違約險的代位求償權（張雅寧等，2020）。海外投資保險實行單一機構壟斷性經營，競爭不够，投保成本高。保險産品風險覆蓋有限，不能適應當前對外投資面臨的風險管理要求。
四、防範對外貸款風險的對策建議
中國監管當局和金融機構在推動對外貸款更好地服務于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共建“一帶一路”的同時，對面臨的風險需要保持頭腦清醒，將防範化解對外貸款風險與深化金融改革開放緊密結合起來，有針對性地事先源頭預防、事中嚴格監控、事後積極應對，不斷提高開放條件下對外貸款管理能力和風險防控能力。
（一）從源頭主動防範規避相關風險
首先，完善對外貸款的風險共擔和分散機制。一方面，引導和支持投資實體、中國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其他國有大行等中國對外貸款實體建立協同機制，形成抵抗風險的合力。另一方面，豐富對外貸款及擔保形式，聯合借款國政府、有關國家及國際金融機構、企業等多方共同參與融資、共擔風險。借助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平臺加大多邊貸款發放。其次，完善多層次的海外貸款風險防範體系。中國政府及相關部門應結合金融風險防範，推動中國對外投資保險立法，完善對外貸款保險制度。根據雙邊協定，以雙邊模式爲主、單邊模式爲輔，完善保險模式。在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基礎上，適當擴大對外投資保險機構數量，以適度可控競爭促使保險機構豐富保險險種、提高保險覆蓋面，提升服務質量和水平。同時，利用好多邊投資擔保機構，發揮保險對中國對外貸款的保障作用。再者，金融機構應健全對外貸款風險管理體系。一方面，强化內控合規制度建設，實現業務操作規範化標準化。以跨境擔保爲紐帶，推行境內公司與境外借款人一體化管理、穿透式審查；通過NRA賬戶⑰直接向境內交易對手支付等。另一方面，在服務國家戰略、鞏固已有對外貸款投資效益和優勢的基礎上，拓展對外貸款區域和國家，幷從傳統産業向新興産業和綠色産業延伸，優化對外貸款結構，以多元化、綠色化規避對外貸款的投資風險。
（二）加强對外貸款的管理和監測預警
首先，進一步完善對外貸款宏觀審慎管理。科學設定境外貸款餘額上限，適時動態調整境外貸款杠杆率和宏觀審慎調節參數。根據不同幣種、國別細化外幣境外貸款匯率風險折算因子。其次，加强對外貸款監管。按照二十大提出的“依法將各類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的要求，從國家層面推動實現本外幣跨境資金流動一體化監測，充分利用大數據强化信息比對，推動立體監管，幷與資本管制協同實施。最後，强化金融機構風險管控責任。金融機構圍繞對外貸款的特點和風險，采取與借款人或項目所在地主流銀行或權威的中介機構合作等多種方式，將貸前充分的盡職調查、真實性與合規性審核與貸後有效監督監測和管理貫通協同，全程跟踪，實時掌握貸款風險動態。根據新需要，加强人才培養和專業培訓，提升對外貸款監管、業務操作和風險監控能力。
（三）積極穩妥處置債務違約
一是積極參與債務减免。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和政策性銀行等金融機構在不同層次繼續積極參與解决中低收入國家債務問題。對貸款風險敞口最大的幾個國家，在二十國集團“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倡議”下給予適當减免，同時明確使用資金的條款，支持債務國經濟復蘇。二是提升重組的透明度和規範化水平。充分考慮預期違約風險，在貸款合同中就違約妥善作出安排。基于不同的違約原因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債務重組方式、提升債務重組效率，盡可能降低債務重組損失（周誠君等，2021）。對遭受貸款損失的金融機構，政府給予適當的補償和支持。三是完善爭端解决機制。中國政府及有關部門應結合與相關國家的債務問題進行協商，進一步完善雙邊有關協定，完善爭端解决機制，對貸款違約及重組中的爭端積極給予指導和支持協助。
（四）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維護國家形象
首先，堅持多邊協調的原則，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繼續建設性地參與國際債務協調，有序推進减緩債行動，以實際行動支持相關國家應對債務脆弱性，同時要充分保障中國官方債權人、商業債權人的權益幷獲得國際社會理解。其次，加强與國際機構和境外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管合作，建立數據共享和協同監管機制，彌補對境外貸款監控手段薄弱的短板。再者，積極維護中國對外貸款中的正面形象。建立完善對外貸款政策框架，進一步明確政策立場，比如堅持債務可持續性與發展可持續性協調統一等立場，推動和提高中國對外貸款的規範化、標準化和國際化等，通過一批有示範意義的項目，樹立中國對外貸款的正面形象，幷進行適當的宣傳引導。
①本文中國對外貸款指我國境內機構通過向境外提供貸款和拆放等形式而持有的對外資産；境外對中國貸款指我國機構從境外借入的各類貸款，如外國政府貸款、國際組織貸款、國外銀行貸款和賣方信貸，即以貸款形式的負債。中國對外貸款淨頭寸是指中國對外貸款减去境外對中國貸款所得的差額。
②參見劉天、田棟棟、韓冰《發展中國家不相信美國炮製的“債務陷阱”謊言》，http://www.news.cn/world/2023-07/16/c_1129752252.htm，2023年8月1日訪問。
③此處不包括儲備資産。
④參見《普華永道：科倫坡港口城建成後可爲斯裏蘭卡GDP創造逾90億美元經濟附加值》，http://lk.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110/20211003211977.shtml，2023年8月5日訪問。
⑤參見《中老鐵路開通一周年：發送旅客850萬人次、運輸貨物1120萬噸》，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2/1202/c1004-32579373.html，2023年8月5日訪問。
⑥參見《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綫國家貨物貿易額十年年均增長8%》，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02/content_5744191.htm，2023年8月5日訪問。
⑦IDS數據提供了120個中低收入國家向世界銀行債務人報告系統（Debtor Reporting System）報告的公共部門或公告部門擔保的外債數據。由于有些國家幷沒有報告（如俄羅斯），數據可能存在一定的誤差。
⑧中國官方性質貸款包括三大類：中國中央政府提供的無息、高度優惠的零利率貸款；中國進出口銀行的優惠政府貸款和優惠出口買方信貸；中國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以及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的商業貸款。
⑨根據世界銀行數據計算，其中貸款利率根據當年的外債利息支付與前一年末的外債總量的比值估算。
⑩該數據庫主要根據相關貸款承諾或跟踪的項目進行估算，幷不是已發生的貸款數據，因此數據可能存在一定的誤差。
⑪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中國銀行業對外金融資産負債數據將中國銀行業存放境外的存款或對非居民發放的貸款數據幷在一起作爲存貸款資産統計。
⑫該評級報告共包含120個國家樣本，排名越靠後表明該項指標表現越差。中國對外貸款存量前20國家中有18個國家納入。
⑬負債率爲外債餘額與當年國內生産總值之比。
⑭債務率爲外債餘額與當年國際收支統計口徑的貨物與服務貿易出口收入之比。
⑮貝塔斯曼轉型指數（Bertelsmann Transformation index ）是貝塔斯曼基金會發布的衡量全球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國家政治和經濟轉型發展狀况和治理情况的指標。數據來源：https://bti-project.org/en/downloads。
⑯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模式主要有三類，即以日本爲代表的單邊模式、以美國爲代表的雙邊模式和以德國爲代表的折中模式。單邊模式下，保險公司以母國國內法作爲承保依據。該模式缺乏相應的代位權條款支撑，維權程序過于複雜，成本支出過于高昂。雙邊模式下，根據母國和東道國簽訂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對海外投資進行保險。這種模式下母國在約定的政治風險出現幷向投資者理賠後，可根據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取得代位求償權。折中模式下，對于與母國有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東道國，采用雙邊模式，對于和母國沒有簽訂協定的東道國，采用單邊模式。
⑰ NRA（Non-Resident Account）賬戶指境外機構按規定在境內銀行開立的境內外匯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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