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5月15日发布2023年执法情况综述。综述载明，在2023年，中国证监会加大对私募、期货违法的执法力度，办理私募、期货案件29件，违法类型包括挪用基金财产、违反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违规承诺收益、违规投资运作、未按规定披露信息等。 其中，有8家私募机构通过股权代持等隐蔽方式，控制多家私募机构进行相互嵌套投资，虚构底层标的和估值，涉及上千名投资者，累计挪用私募基金财产上百亿元。

根据清科创业旗下私募通MAX统计，在2024年4月27日至2024年5月 24日期间，投资、上市和并购事件共计发生312起，涉及总披露金额344.45亿元人民币。其中，发生投资事件共计218起，其中披露金额事件174起，共计168.97亿元人民币；发生87起并购事件，披露的交易金额为128.45亿元人民币；共有7家企业上市，总融资金额47.03亿元人民币。

2015年底，乙公司决定收购境外主体丙公司65%的股权。2016年2月，为募集收购所需资金，乙公司主导A基金（乙公司为LP，管理人为B公司，B公司为乙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发起设立。A基金《资本招募说明书》载明管理团队共6人，其中5人均在乙公司任职。2016年3月，乙公司员工将境外并购项目方案发送给投资者，该方案以乙公司作为推介单位和项目联系人，写明“基金由乙公司全资子公司B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管理工作由乙公司承担”。乙公司承诺其将利用其集团资源，全力负责落实项目的整个退出过程。该材料还提及作为“GP”的乙公司聘请了知名第三方机构对收购标的进行了财税、法律、审计方面的尽调，并分别出具了尽调报告。2016年4月，包括甲合伙企业在内的各投资人签署了《A合伙协议》，甲合伙企业向A基金缴纳出资款6亿元。2016年9月，A基金发布《2016年第三季度投资与运营报告》，载明乙公司向丙公司的股东发出约束性报价、乙公司获得国家发改委《关于乙公司收购丙公司部分股权项目信息报告的确认函》以及A基金的投后管理由乙公司的国际并购团队负责等内容。在交易过程中，与甲合伙企业沟通A基金相关工作的邮箱为乙公司后缀名的邮箱。案涉交易完成之后，丙公司在境外面临各项不利事件。A基金2019年度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载明，A基金截至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为-1.79亿元。后甲合伙企业因A基金到期而其未能取得投资本金及回报，诉请判令乙公司赔偿其投资款本金以及利息损失。另查明，A基金于2016年和2018年两次向甲合伙企业分配预期收益。一审法院判决乙公司赔偿甲合伙企业30%的投资本金。后乙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法院认为，在本案中，乙公司并非A基金的管理人，但却是管理人的唯一股东（即实际控制人），且两公司部分高管重合。根据A基金合伙协议，乙公司系有限合伙人，并非基金管理人，无权执行合伙事务。乙公司对自身在案涉基金中的职责定位应有清晰认识和准确把握，履职应“到位不越位”。但根据已查明事实，乙公司已通过各种方式实质性介入A基金的尽职调查、投资决策、项目推介、基金管理等工作，实际执行了合伙事务，实质干预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的业务活动，使投资人对其产生一定程度的信赖，相信乙公司是案涉基金的实际主导方，对投资人甲合伙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无论从乙公司介入时间分析，还是从介入事件分析，诸多事实和证据可相互印证，乙公司在实际履行这些职责时存在诸多过错，对丙项目的投资失败负有一定责任，未能维护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乙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因甲合伙企业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故应适用《侵权责任法》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经综合考量，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要求乙公司赔偿甲合伙企业30%的本金损失合理，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A基金与B基金具有上、下层关联关系，管理人均为甲公司。2018年10月，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约定以B基金的资金受让乙公司对外债权的收益权，乙公司则按期支付债权收益权的回购价款。2018年11月，周某与甲公司签订《A基金合同》，成为上层A基金的投资人。《A基金合同》约定，投资于B基金的比例不低于90%。《A基金合同》《B基金合同》均约定：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其他有关规定订立合同；基金运作方式为契约型、开放式；基金为均等份额；同等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并约定了基金财产清算过程中剩余资产的分配及顺序等。后因乙公司违约，甲公司遂于2020年8月起诉乙公司支付债权收益权回购价款及违约金，并获得胜诉判决，但相应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暂未有执行到位金额。2020年11月，甲公司发布A基金延期兑付公告。2021年1月，周某与甲公司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协议》，约定将下层B基金的底层资产（即对第三方的应收账款）按周某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部分出质于周某。《应收账款质押协议》未获得A基金与B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的一致同意。2021年5月，在甲公司尚未启动A基金清算分配程序时，周某起诉请求依据《应收账款质押协议》对约定部分的下层基金底层资产行使优先受偿权，欲以此实现按其持有的基金份额自行对外清收。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后周某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涉案双层证券私募基金均符合《信托法》关于信托的定义，应受《证券投资基金法》和《信托法》的双重规制。双层基金相互独立，其底层资产属于信托财产。甲公司作为双层基金的共同管理人，未经双层基金的全体份额持有人同意，与上层基金的投资人周某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协议》，将部分下层基金的底层资产出质，不属于履行有效管理义务的范畴，不符合基金之信托目的及全体受益人即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最大利益，违反《信托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当属无权处分。《应收账款质押协议》的实质是跳过基金清算分配程序，以针对底层资产直接行使优先权的方式，夺取管理人对于信托财产的合法管理权，并打破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既违反基金合同约定，亦违反法律规定，该质押协议若得履行，则必然侵害双层基金项下未签订该质押协议的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之“信托受益权”。综上，在未得双层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上层证券私募基金投资人不能通过与管理人订立质押合同的方式，对下层基金的底层资产行使优先受偿权。本案中，周某不能依据《应收账款质押协议》实现其诉请主张。最终，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韦某与某某公司等委托理财合同纠纷【（2023）沪74民终2359号】

2016年11月，C公司向韦某推介案涉契约型私募基金。同月韦某与作为基金管理人的C公司及基金托管人签订了《基金合同》，约定案涉基金主要直接或间接投资D企业有限合伙份额，D企业通过境外基金间接投资于境外标的企业。此外，合同约定了基金管理人的诚实信用与勤勉尽责义务，以及根据法律法规与基金合同的规定对投资者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等。后韦某支付了投资款。在案涉基金成立后，C公司与E公司签订《D企业有限合伙份额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E公司向C公司转让其在D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对应的收益权，该等收益权包括E公司基于已/拟持有D企业份额产生的任何收入/款项，且C公司有权了解D企业的财务状况、参与诉讼或仲裁的状况、重大交易合同等情况。2017年4月，在案涉基金向E公司支付转让价款后，E公司将款项转账给D企业。后D企业将转让价款支付给境外基金，境外基金通过SPV间接投资于境外标的公司。2018年12月，境外标的公司美股上市后股价大幅下跌。2020年9月，SPV通过全部转让持有的境外标的公司股份完成退出。2021年4月，案涉基金清算分配，韦某遭受投资损失，遂以案涉基金受让的D企业的有限合伙份额收益权并非基金合同约定的有限合伙份额以及案涉基金管理人在推介案涉基金时隐瞒境外基金已对境外标的公司完成前期投资的情况，且在管理阶段存在信息披露方面的瑕疵等为由，向法院起诉主张C公司等对其损失的本息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驳回韦某的全部诉讼请求。韦某不服，提起上诉。

我们认为，在该案中，案涉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投资范围是投资D企业的有限合伙份额，而非D企业份额收益权，二者存在本质差别。对于基金投资者而言，如案涉基金投资了D企业的有限合伙份额，案涉基金的投资者在案涉基金管理人怠于行使对D企业的相关权利时有权提出代位权诉讼，而基金投资份额收益权的受让人则没有该项权利。故而，我们理解案涉基金管理人受让D企业的份额收益权违反案涉基金合同关于投资范围的约定。当然，由于本案中投资者损失并非由于受让份额收益权而非有限合伙份额而产生，而是因为基金管理人的违约行为和投资者损失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而投资者的赔偿请求不能成立。

上海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某股权投资（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2023）津0319民初8467号】

2016年9月，A公司决定设立案涉基金，由案涉基金通过B基金（A公司同时为B基金的管理人）持有C公司的股权。案涉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通过投资已在中基协登记的管理人发行的契约型私募基金产品或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产品的有限合伙份额，直接或间接投资于C公司的股权。本基金进行投资时，管理人可以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本基金与交易对手签订投资协议，管理人应在各类投资协议中明确是代表本基金投资”。后C公司及其原股东与B基金等新增资本认购方共同签订了《增资协议》。同日，B基金在收到案涉基金支付的增资款后向C公司转账增资款。A公司制作的案涉基金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载明案涉基金通过B基金代持的形式投资C公司。2019年，B基金将从C公司分配所得股利转账给案涉基金，付款备注“股利分配”。2021年9月，案涉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由A公司变更为D公司。因B基金自2020年12月起未再代案涉基金行使股东权利， D公司认为代持目的已无法实现，故而起诉请求确认案涉基金系B基金持有的C公司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并办理相关变更登记。

杨春宝律师

一级律师

（正高级职称）

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资本市场部主任

电邮：

chambers.yang@dentons.cn 

大成中国区私募股权与投资基金专业带头人，上海涉外法律人才库成员。复旦大学法学学士（1992）、悉尼科技大学法学硕士（2001）、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2001）。

杨律师执业29年，长期从事私募基金、投融资、并购重组法律服务，涵盖大金融、大健康、房地产和基础设施、TMT、展览业、制造业等行业。2004年起多次入选The Legal 500“私募基金”和“公司与商业”榜单，并多次受到Asia Law Profiles特别推荐或点评，2016年起连续入选国际知名法律媒体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100位中国业务优秀律师”，荣获Leaders in Law - 2021 Global Awards“中国年度公司法专家”称号；连续荣登《中国知名企业法总推荐的优秀律师&律所》推荐名录。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系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复旦大学法学院实务导师、华东政法大学兼职研究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私募总裁班讲师、上海市商务委跨国经营人才培训班讲师。出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防控操作实务》《企业全程法律风险防控实务操作与案例评析》《完胜资本2：公司投融资模式流程完全操作指南》等16本专著。杨律师执业领域为：公司、投资并购和私募基金，资本市场，TMT，房地产和建筑工程，以及上述领域的争议解决。

孙瑱律师

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电邮：

sun.zhen@dentons.cn 

孙律师在执业前先后在美国沃茨、英格索兰和阿尔卡特朗讯等全球500强企业担任全球、亚太区或中国区总裁或副总裁执行助理，积累了丰富的企业运营管理经验，并具备非常优秀的中英文双语沟通和协调能力。孙律师出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防控操作实务》并发表数十篇并购、基金、电商领域的文章。孙律师擅长领域为：私募股权投资、企业并购、电商和劳动法律事务。

李嘉欣

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复旦大学法学学士，曾参与多个母基金选择基金管理人及成立子基金项目的尽职调查、基金投资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以及基金募投管退相关的日常法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