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人口結構變化:這對銀行監管意味著什麽?
全球人口結構變化的速度正在加快。幾乎在全球範圍內,生育率都在下降,包括那些曾經增速較快的地區。要使人口在無移民情況下保持穩定,每位女性平均需要生育 2.1 個子女。然而,當生育率降至約 1.5(如許多歐洲國家所見)時,每壹代人口規模相比上壹代將縮小約四分之壹。這壹趨勢早已在先進經濟體中顯現,現在也正擴散至中低收入國家。[1]
人口結構變化正在重塑銀行運營的經濟基礎。人口老齡化通常意味著更多儲蓄、較少借貸,以及偏好低風險投資。年輕家庭減少將導致新抵押貸款和商業貸款需求下降,而退休人口增多則帶來對流動性及財富管理產品的更高需求。
這種轉變提出了多個問題:當老年人動用儲蓄及其他資產時,本地資金來源的穩定性將如何?在人口密度或住房需求下降的地區,抵押品價值可能如何演變?人口結構變化是否可能成為銀行體系的新脆弱來源?這些問題都值得進壹步探討。
新的人口格局
日本的經驗提供了壹個成熟人口轉型可能帶來情況的縮影。作為全球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壹,日本長期面臨勞動市場緊縮、護理需求上升及增長壓力。[2]
歐洲可能不會完全重復日本的路徑,但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在 2030 年後達到頂峰並開始下降,也將面臨類似的結構性挑戰。這壹變化已持續數十年,其影響既漸進又深遠。歐盟的中位年齡已超過 44 歲,到 2050 年,每四名歐洲人中就有壹名超過 65 歲。[3] 新進入勞動市場的年輕工人減少,人口增長越來越依賴移民,包括來自歐盟外部及歐盟內部向更具活力城市的流動。這些人口流動支撐了整體增長,但也加深了地區不平衡,使農村及邊遠地區人口減少、勞動短缺。
移民模式進壹步復雜化了局面。2024 年,凈移民流入歐盟超過 200 萬人,有助於抵消自然人口下降。[4] 然而,移民流動(包括歐盟內部)高度集中,通常流向主要大都市區。其他地區則面臨自然減少,年輕群體向其他地區遷移。
歐盟內部移民加劇了地區不平衡,使部分地區面臨雙重人口壓力:出生率下降與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外流。[5] 結果是在歐盟內形成壹個多樣化的人口格局,對區域集中的銀行市場可能產生影響。
宏觀經濟影響及對金融部門的傳導通道
人口結構變化會影響多項宏觀經濟變量,而這些變量對金融部門具有重要意義。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將降低潛在增長,勞動短缺可能推高工資、壓縮利潤率。若企業投資減少或難以替換退休員工,生產力也可能受影響。
家庭行為也隨之演變。隨著年齡增長,人們從累積資產轉向動用儲蓄,調整消費和投資模式。住房市場將直接受到影響:在老年屋主較多、年輕買家較少的地區,房價可能停滯或下跌,影響抵押品價值與家庭財富。相反,移民流入的城市可能面臨更高住房需求,顯示人口結構變化既可能削弱,也可能加劇局部失衡。
同時,公共財政面臨壓力,因為醫療和養老支出增加,可能影響主權風險,進而通過主權—銀行聯動對銀行資產負債表產生間接影響[6]。這些動態本身並非全新,但綜合起來構成壹股緩慢運行的力量,可能在數十年內塑造金融環境。[7]
對銀行業務模式的潛在影響
從微觀審慎角度看,人口結構變化提出了銀行業務模式可持續性的疑問,不同地區與銀行模式可能差異甚大。在資產端,退休人群償還債務及年輕借款人減少,可能導致老齡化地區(尤其是人口減少的農村地區)抵押貸款需求下降,進而對房產估值形成下行壓力,影響抵押品質量,並可能提高貸款價值比(LTV)[8]。
在負債端,情況更為微妙。老年存戶目前提供穩定資金,且采取保守理財策略。然而,隨著退休者動用儲蓄、年輕群體遷入城市或轉向數字金融競爭者,某些市場的存款基礎可能承壓。對於在人口減少地區有強勢布局的機構尤為如此。
在此背景下,專註於傳統零售銀行服務的銀行可能面臨結構性逆風。針對較少數字化客戶設計的網點網絡,可能難以吸引偏好數字渠道的年輕客戶。隨著固定成本分攤到縮減的客戶群,成本收入比可能惡化。同時,能適應“銀發經濟”的機構(如財富管理、儲蓄動用規劃與綜合退休規劃)可能找到新收入來源,但這需要戰略調整與能力建設,並非所有機構均具備。
人口風險集中於特定地區及銀行模式。壹些集中於人口減少農村地區的銀行,以及面臨人口外流與萎縮國家的本土貸款機構,可能承壓。這些機構雖可因老齡化且忠誠的客戶群獲得穩定資金及短期盈利,但有三條風險通道值得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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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基礎可能因老年群體流失及年輕人口遷移而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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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接班與繼任規劃可能面臨挑戰,尤其對合作銀行而言,領導層及所有者年齡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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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適應能力各異,數字化轉型需要投資及專業知識,小型區域銀行可能難以跟上所需步伐。
從氣候與自然風險監管中汲取的啟示
人口風險與氣候風險之間的類比具有啟發性。兩者皆為緩慢、可預測且具有結構性影響的變化。兩者都會影響資產價值、行業盈利及資本配置,且具有區域維度,可能加劇不平等並互相強化:易受氣候相關物理風險影響的地區,往往與面臨人口衰退的地區重疊,加重當地經濟及房產壓力。
正如監管者學會分析氣候轉型情景,他們未來可能也需要解讀人口走向——不是為了精確預測人口數量,而是理解社會與經濟變化如何影響銀行體系,尤其是部分銀行。
從觀察到思考
歐洲央行(ECB)銀行監管尚未針對人口風險建立專門框架,也不宜倉促制定。然而,理解人口變化如何與銀行業務模式、收益結構及資產估值相互作用,顯得日益重要。
我們是否應預期某些業務線(如抵押貸款或消費金融)將出現結構性收縮?人口格局可能如何影響銀行業的數字化進程或整合速度?某些地區是否更易受沖擊?我們能從已面臨這壹轉變的日本吸取哪些經驗?
提前提出這些問題,或有助於監管者及銀行在變化成為金融脆弱性之前,預測並準備應對。歐洲的人口轉型將持續數十年,但其經濟影響已在勞動短缺與消費者行為演變中顯現。
本報告目的並非制定即時行動方案,而是承認銀行運營所處的人口環境正在改變,並思考其對銀行長期可持續性的意義。理解人口老齡化對銀行的影響,有助於確保金融部門在歐洲步入新的人口時代時保持適應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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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rs, D. and Geruso, M. (2025), After the Spike: Population, Progress, and the Case for People,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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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wis, L. (2025), “Japan has an ‘enshortification’ problem”, Financial Times, 9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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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stat (2025), Demography of Europe – 2025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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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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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kus, D. and Ruer, N. (2025), “The demographic divide: inequalities in ageing across the European Union”, Bruegel Policy Brief, No 13/2025, 27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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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銀行聯動指銀行因持有國債而與政府形成的相互依存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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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ó, S., Klaus, B., Kurig, D. and Storz, M. (2025), “Navigating financial stability in an ageing world”,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ECB,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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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m, P.A. and Schmieder, C. (2024), “Ageing Gracefully: Steering the Banking Sector through Demographic Shifts”, BIS Working Papers, No 1193,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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