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數字貨币對商業銀行的影響幾何？
2021-07-01 11:47:00
央行數字貨币對商業銀行的影響幾何？ 本文原載于《中國銀行業》雜志2021年第5期 CBDC本質上是數字經濟演進到金融領域的結果 央行數字貨币（CBDC）是數字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
本文原載于《中國銀行業》雜志2021年第5期
央行數字貨币（CBDC）是數字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産物。随着CBDC逐漸由理論探讨變爲現實方案，不少人認爲這将引發新一輪的“金融革命”，給世界金融體系和國際金融秩序帶來革命性的沖擊。然而，從貨币發展史的角度看，CBDC本質上仍然是數字經濟正常演進到金融領域的結果，盡管确實也會對貨币體系的發展和金融系統的運行産生巨大影響，但尚未脫離現有的國際金融規則體系和各國貨币金融管理架構。因此，作爲法定貨币在數字經濟時代的最新體現，CBDC更多是各國貨币當局爲适應數字經濟發展規律和應對私人數字貨币沖擊而進行的一種“變革”。
當前，全球範圍内央行數字貨币正在加速推進。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等機構2020年10月發布的《央行數字貨币：基本原理和核心特征》報告，全球80％的中央銀行均參與了對CBDC的研究，其中一半的中央銀行同時關注零售型和批發型數字貨币，有10%的央行已進入或完成試點運行階段。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10月以來，美聯儲、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先後對數字美元、數字歐元和數字日元的實施計劃密集表态，一改之前較爲保守的謹慎态度。日本央行也于近日宣布進入CBDC驗證性測試階段，并正在與美聯儲、歐洲央行等聯合研究制定CBDC的共同規則和平台。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主要發達經濟體加速布局數字貨币的趨勢，也預示着未來全球數字貨币的競争格局将迎來實質性的變化。目前，中國央行數字貨币（DC/EP）的研發處于相對較爲領先的階段，已經在多地和多個場景下開展了數字人民币的有序試點，并且取得了較爲穩健和符合預期的成效。
由于央行數字貨币是各國央行發行的數字形态的法定貨币，兼具法定性、中心化和多元化的特征。“法定性”不難理解，由于發行主體是中央銀行，不管貨币是何種形态，央行都承擔了“最後貸款人”的角色，背後作爲支撐的是國家信用。正因如此，“中心化”與“法定性”是聯系在一起的，作爲數字化的金融基礎設施，“中心化”管理模式保證了央行的貨币調控職能，使CBDC不僅超越了傳統的現金和商業銀行電子貨币，而且與“去中心化”的私人加密貨币和虛拟貨币有着本質區别。所以，CBDC是内嵌于主權貨币發行體系之中，以“法定性”和“中心化”管理的标準來衡量，與比特币（Bitcoin）和天秤币（Libra，最近更名爲Diem）等非主權貨币相比，其貨币屬性的優勢不言而喻。
“多元化”指的是由于各國金融基礎設施、數字經濟發展階段和貨币發行體系不同，CBDC在具體設計方案、實施機制和落地場景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性。比如，在目前已落地實施的案例中，加拿大的Jasper項目和新加坡的Ubin項目用于銀行間支付結算，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合作啓動的Stella項目重點是用于跨境支付，這些都屬于批發型CBDC項目，而瑞典實施的e-Krona項目和中國的數字人民币（DC/EP）主要用于替代現金支付，是典型的零售型CBDC。而且在CBDC基礎設施方面，不同國家的選擇也有所差别，有的國家采用分布式賬本技術（DLT），有的則采用傳統技術，而部分國家如中國等則基于傳統數據庫和DLT的混合系統，這就形成了基于代币或基于賬戶的技術區别。
不同類型的CBDC對金融體系運行将産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批發型CBDC主要用于金融機構和中央銀行之間的支付，将有助于支付結算效率的提升，比如，實現券款對付和支持同步跨境轉賬等。零售型CBDC面向公衆和私人機構開放，主要目的是維護中央銀行的貨币發行主體地位和促進金融普惠，同時也将顯著改善現有的貨币政策實施和電子支付格局，并對參與其中的金融機構和私人部門帶來行爲模式的調整。比如，中國所實施的零售型CBDC數字人民币（DC/EP）基于中心化管理、現金替代、雙層投放和可控匿名等特征，不僅對于拓展電子支付普惠邊界和提升貨币政策傳導效果有積極作用，也将帶動參與“雙層”運行的科技公司和金融機構提升技術創新及數字化應用水平，還有助于拓展人民币的跨境支付場景、助力人民币國際化。
相關研究表明，CBDC可能對現有貨币框架和金融結構産生潛在的負面影響，從而帶來金融穩定風險。比如，對第三方支付機構和商業銀行可能産生擠出效應，加劇金融“去中介化”；一國用戶如果使用外國CBDC可能導緻國内主權貨币使用的減少，極端情況下造成數字貨币的“美元化”現象等。對于這種潛在金融風險的考量，也是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央行推進數字貨币較爲謹慎和保守的原因之一。正如2021年3月25日歐洲央行官員在一篇公開文章中再次強調的，數字歐元的出發點是應對私人數字貨币和非歐元區主權數字貨币的挑戰，核心目标依然是維護歐元的穩定和歐元區金融的穩定，如果未來數字歐元被正式引入，它将不會完全取代現金，也不會削弱商業銀行的金融中介地位。由此可見，CBDC與金融穩定的關系是其設計框架中重點關注的問題。尤其是在當前各國貨币金融系統面臨周期疊加型沖擊的情況下，各國央行需要在CBDC實施過程中加強政策溝通，從而引導市場和民衆建立起正面且穩定的預期。
CBDC對商業銀行的沖擊主要體現在其對銀行存款的潛在替代效應。進一步，這種替代效應可能加劇銀行層面的“金融脫媒”，從而影響金融穩定。如前所述，由于批發型CBDC不涉及公衆層次，我們關注的是零售型CBDC在不同機制設計下對銀行存款的擠出影響。根據利率結構和風險傳導渠道的不同，可以分爲一般情形和極端情形兩種機制進行分析。
一般情形下，零售型CBDC對存款的影響取決于其是否計息以及利率水平。CBDC利率将通過價格傳導機制改變存款利率和市場利率水平。如果CBDC不計息，那麽就隻是現金M0的替代，正如數字人民币所采取的模式，不會對銀行存款産生實質性影響。而如果CBDC是計息的，在利率市場化條件下，CBDC利率不僅将成爲一種新的政策利率，而且會直接沖擊商業銀行的存款利率，進而改變銀行吸儲選擇和儲戶行爲。具體而言，在CBDC利率低于存款利率的情況下，存款利率顯然不會受到太大影響。當CBDC利率高于存款利率時，其利差程度的不同會導緻兩種不同的結果：一是CBDC利率略高于存款利率，這可能會引緻銀行将存款利率提高到同樣水平，結果是擴大了儲戶基礎和存款規模，但也增加了成本；二是CBDC利率顯著高于存款利率，銀行即使擡高存款利率仍無法消除利差，儲戶轉移存款的動機增大，存款規模的減少導緻批發融資和抵押融資增加，進而迫使銀行間市場利率和風險溢價上升。
極端情形下，零售型CBDC對存款的風險主要在于“數字擠兌”。風險環境和市場預期的變化會改變居民對于安全性資産的配置結構。通常來說，商業銀行存款具有較高的安全性，而且存款保險制度爲其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現代社會很少出現銀行擠兌風險。然而，零售型的CBDC在安全性和便捷性方面無疑更具優勢，人們向安全性更高資産轉移的動機在風險環境下也會更加強烈。如果發生局部風險事件，不管CBDC是否計息以及其利率水平如何，都可能會導緻儲戶大規模的将存款轉移到CBDC賬戶，而數字化現金的便捷性又或加劇擠兌行爲。
當然，上述分析都是理論上的預判和推演。實際操作中，央行可以通過完善CBDC相應的機制設計，使商業銀行受到的沖擊風險可控。比如，對CBDC采取可調整利率進行計息，并且不對存款和CBDC之間的按需轉換提供擔保，這樣就保證了不會存在利差導緻的存款轉移行爲。同時，還可以增加限制條件以提高“擠出”門檻，比如，控制CBDC的大額持有、限制存款向CBDC轉賬的額度、對CBDC異常大額餘額賬戶征收費用，等等。
總而言之，CBDC對于商業銀行的沖擊和風險總體是可控的。正如BIS在其報告中所提出的類似“貨币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内容：承諾任何潛在的CBDC都不應損害央行的貨币和金融穩定使命。央行的功能決定了CBDC承擔的是數字化金融基礎設施和安全性公共物品的責任，而不會是現有金融體系的“破壞者”。在此意義上，CBDC爲開放式的金融生态提供了全新的“進化”基礎。不僅促使金融機構和科技公司在開放平台上多樣化發展，也将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的普惠性，讓更多人享有數字化金融創新的成果。
當前，随着各國CBDC研發進程的加快以及相關标準的不斷完善，CBDC在設計機制和運行架構方面也逐漸取得更多共識。其中一個關鍵結論就是，商業銀行作爲金融中介機構，将在CBDC發行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都表明，零售型CBDC不可能繞開中介體系而由中央銀行直接面向大衆發行。這樣既不利于金融體系的良性運轉，也不符合CBDC公共性和普惠性的定位。以處于全球CBDC試點前沿的數字人民币爲例，其“雙層運營模式”保障了商業銀行能夠最大化地發揮既有基礎設施功能，并建立新的數字化轉型升級優勢。因此，CBDC不僅不會動商業銀行的“奶酪”，而且還會幫助商業銀行将數字化運營的“蛋糕”做大，爲商業銀行在新的未來賽道上提供更多變革機遇。
CBDC可以降低商業銀行運行成本。不管是批發型還是零售型CBDC，商業銀行的運營都會因爲央行的數字化發行體系而受益。零售型CBDC由于對現金的替代，可以直接降低銀行的現金管理成本，提高銀行在相關業務和管理方面的效率。對于批發型CBDC，央行通過新的技術架構在進行各類場景化測試的同時，也相應提升了商業銀行的綜合運營經驗。以新加坡Ubin項目爲例，基于分布式賬本技術（DLT），Ubin先後在新加坡元token化、支付系統、券款對付、跨境結算、多币種商業化等方面進行了測試，有十餘家商業銀行參與其中，積累了關于大額跨行交易結算和跨境支付結算方面的技術經驗。
CBDC可以提高商業銀行的客戶粘性。在“雙層”運行模式下，商業銀行直接面對公衆提供CBDC的分銷流通服務。借由各類交易場景，銀行得以進一步拓展獲客渠道，特别是通過支付服務的提升在零售環節獲得留客優勢，CBDC的用戶更有可能變爲銀行其他業務的“客戶”。以數字人民币爲例，随着其試點範圍的有序擴大，在生活繳費、餐飲服務、交通出行、購物消費、政務服務等領域的應用場景逐步豐富。公衆還可以通過商業銀行進行數字人民币紅包的領取、支付等全流程操作，有些地方甚至可以在ATM上實現數字人民币的存取款功能。具備條件的商業銀行之間也形成了一種良性競争，服務更加人性化且功能更爲完善的銀行可以重新建立支付競争優勢，無疑更容易在數字人民币的使用端獲得客戶青睐，并提供更多增值服務。
CBDC可以加快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在後疫情時代，商業銀行普遍加快數字化轉型升級步伐已是大勢所趨，CBDC的實施無疑又将爲此趨勢增添新的“催化劑”。對發達經濟體而言，前面已經分析的新加坡Ubin項目以及加拿大Jasper項目在測試過程中，均顯著提升了參與銀行的數字化技術水平。在我國，數字人民币的技術“溢出”效應更爲明顯。這是因爲近年來金融科技在銀行系統的應用程度前所未有，使得商業銀行特别是大型商業銀行積累了雄厚的技術優勢，可以借助數字人民币的技術架構和技術中性的特點，進一步加強區塊鏈、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技術的應用。相信随着對應CBDC的金融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商業銀行也将在數字化戰略布局、敏捷組織轉型、數據治理與數據安全、技術創新投入、業務融合應用以及開放生态建設等方面實現更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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