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角 | 肖钢对话吴晓求：碳中和、数字货币、金融科技监管将如何影响金融业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肖钢：碳达峰、碳中给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的深刻变革

碳达峰、碳中和这两个目标可能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的深刻变革。对金融业来说，既有很大的发展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

从机遇来看，要实现两个目标需要大量投资。据有关机构推算，未来30年将需要130万亿左右的投资，来促进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巨大的投资潜力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各行各业为了降低能耗，都会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这对于金融业和资本市场是很好的发展机遇。

另一方面，两个目标也可能带来严峻的挑战。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上市公司未来要完成目标，势必要进行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企业会被淘汰，这会对信贷质量、上市公司发债的质量产生很大影响。通俗来说，原来成本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可能由于环保不达标，而被迫改造，导致效益下降、甚至被淘汰。这会导致金融市场中的不良资产迅速增加，从而带来风险和挑战。

对此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评估两个目标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吴晓求：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巨大的责任

绿色金融是一个新的话题，符合人类的发展目标。因为人最终的目的是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为了赚钱而牺牲环境，这和我们的发展目标是不匹配的。所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巨大的责任，也有很大的压力。

一是要控制住增量部分，包括调整能源结构、甚至提倡简易的生活方式等；二是要控制存量部分，让飘在空中的存量部分回来；三是要通过碳交易、激励机制等来解决问题。因为有些企业很难一下子达到要求，而一些企业则可以较容易的达成，所以要用交易的方式解决问题，金融也应该推出相应的金融产品；四是上市公司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是环境保护，所以减排技术等将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

肖钢：本轮通胀预期上升带来的新变化

去年为应对疫情，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无限量宽的政策，这从当时来看有其必要性，有助于解决全球流动性短缺、解决经济突然停摆造成的各种困难。其实从2008年以来，西方国家就已经实施了若干轮的量宽政策，去年进一步加码，造成了目前的困局。但尽管如此，目前通货膨胀还没有大幅上涨。根据现代货币理论，央行可以大量放水，因为通货膨胀不会上涨、会因为种种原因受到抑制。但今年春节以后，西方国家预期通胀快速攀升，这一点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我认为引起本轮全球市场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关于长期通缩的普遍共识被打破。过去很多学者都提出，未来世界经济将是长期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发展趋势。但今年形势突变，通胀预期上升，这是很多人没预料到的。

通胀指标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是衡量宏观经济的先行指标，可以用来衡量需求侧的扩张情况。虽然物价上涨也会受到供给端的冲击，比如地缘政治造成的原油价格波动，或者去年疫情导致供应链的中断。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研究通胀一般会排除供给侧因素的影响，因为它不代表需求方的整体趋势，也不能成为先行的指标（外生因素冲击）。所以在研究物价上涨时，一般看扣除能源和农产品的核心通胀指标，把通货膨胀看成需求扩大或收缩的先行指标。

本轮通胀预期上升，和前10年大量的放水政策造成需求不断扩大有关，目前这已经成为了必然的趋势，并且会带来很多新变化。比如美国10年期、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上升，就是出于对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担忧。因为政策肯定要退出，不可能让需求无限扩大。对此，我的看法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即使预期未来通胀上升，中央银行也有安抚市场、稳定预期的责任；另一方面，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市场的感觉一般要先于中央银行。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投资者确实是率先作出反应的群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要防止市场波动，首先要管理好通胀预期，并且做好防范未来通货膨胀的准备。

目前经济和市场的恢复，都存在一种分化趋势。从经济恢复来看，有些企业恢复的很好，有些企业生存更加困难。上市公司也是如此，部分上市公司发展态势、未来的现金流预期很好，受到了投资者青睐与追逐；而相当多一部分公司经营状况不太好，投资者也不是很信赖，从而造成了市场的两极分化，这是经济分化反映到资本市场上的、正常的市场选择行为。

吴晓求：货币数量的扩张并非一定会带来物价的上涨或通货膨胀的出现

现代经济和金融的关系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透明和直观，而是非线性的、复杂的。货币数量的扩张并非一定会带来物价的上涨或通货膨胀的出现，因为其中增加了很多新的变量。

一是金融市场的扩大和发展，对吸纳货币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同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中国M2增速大约是GDP增速的两倍，但通货膨胀速度的显然没有那么快。所以很难计量出货币数量与通货膨胀的直接关系。

二是货币的国际化，特别是美元的国际化，给美元的操作带来了很大的创造空间。如果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货币数量的扩张一定会带来国内经济的混乱。但如果该国的金融市场够宽够深、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那实际上货币的扩张反而能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

肖钢：目前金融科技的监管尚存在很多短板

目前金融科技的监管尚存在很多短板。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作为新生事物，最近几年发展较快，对解决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需求，发展消费信贷、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和大学生的消费信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在零售、支付等领域，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但这一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比如垄断和霸王条款、消费者权益保护、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等。此外，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也存在不规范之处。金融监管有时并不能跟得上这些新问题的出现。

金融科技利用移动互联网的载体来从事金融活动，这使得传统的金融合规边界在逐渐模糊。一些科技公司没有取得金融机构的牌照，但实际上也在从事金融活动。这些都是给监管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而且互联网是没有疆域概念的。过去政策要求中小银行只能在本地经营，但现在互联网金融APP可以跨区域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这就冲击了传统的监管边界。过去金融监管是分业的，银行、保险、信托、基金、信托分属不同的监管部门。但在金融科技发展的大背景下，支付、征信等业务既是跨行业的、也是综合性的，突破了传统的分业监管的限制，把所有业务场景都聚合到一个APP上，这会给监管体制、监管协同、监管标准和规则等带来一系列的挑战。

因此监管需要补齐短板，认真研究新变化、新趋势，为各种新业态画好底线、拿出负面清单。我们现在强调要加强对持牌金融机构的规范，把所有金融活动、金融行为都纳入到监管体系中来。

吴晓求：要制定与不同金融业态相匹配的监管政策

无论是制度创新还是科技创新，核心是看它是否增加了社会福利，而不能只看到它是否带来了新的风险。如果增加的新福利能够对冲掉它带来的新风险，就应该是被鼓励的金融创新；而如果它只为社会带来了负能量、而没有增加任何福利水平，那就不是金融创新，比如庞氏骗局。

评判金融创新是有标准的，一方面它可能克服了原有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可能增加了新的风险，但同时又带来了新的福利水平。科技金融就是如此。此外，还有国际化的影响。在这三种力量的作用下，中国金融变得非常复杂。所以监管部门必须要认识到这是金融的发展趋势，要跟踪和了解这三种趋势，制定与不同金融业态相匹配的监管政策。

因为不同金融业态的监管职责并不相同，比如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责很清晰，证券市场的监管职责也很清晰，但这两者之间是不能通用的。我常说，商业银行是第一金融业态，资本市场是第二金融业态，科技金融是第三金融业态。我们不能拿前两个金融业态去监管第三金融业态，而要研究第三金融业态产生的背景、特点、风险结构和来源。如果对商业银行缺乏深度研究，就不可能出现巴塞尔协议的中国版协议，因为不知道内部的风险结构，就不可能进行很好的设计以消除风险。因此，要研究科技金融这种新金融业态带来的新变化，制定与新金融业态相匹配的金融监管政策。

肖钢：数字货币不会对货币发行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目前数字货币已经开始试点。根据人民银行对外宣布的情况，数字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一种电子现金，主要是取代现金（M0）。也就是说，未来的零售支付，既可以用现金、也可以用数字货币、微信、支付宝等。

数字货币不会对货币发行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因为央行发行的是带有主权性质的货币。数字货币并不取代M1、M2，只是用数字货币的形态发行现金，起到方便大家支付的作用。但这可能会带来账户体系的变化。数字货币发行将采取双层结构，不直接对个人发、而是通过商业银行发行。就像现在一样，我们要到银行去取现。也就是说，数字货币发行是从央行到商业银行，再从商业银行到消费者个人。

此外，数字货币也要遵守现金管理的规定，在取现、携带出境等方面的要求与现金一致，不会因为币的数字化就落入陷阱。

肖钢：金融开放的重点是制度性开发

我认为金融开放的重点是制度性开发。近些年，我国的金融开放取得了很大进步，在外资控股权放开、外资金融业务放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下一步应该以制度性开放为重点，推动金融业的双向开放，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

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融合国际金融规则、实践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等，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进一步和国际制度接轨、融合，形成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吴晓求：人民币国际化涉及政策选择中的不可能三角

首先我国的金融规则必须要和国际接轨，要有利于国际化。从技术操作层面看，从中国金融开放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开始，人民币的国际化要分四步走：第一步是可信用、可交易；第二步是开始做支付清算业务，在国际货物贸易中通过人民币结算；第三步是定价，其前提是人民币的信用可交易；第四步是储备货币。当大家都拿人民币做计价资产、做完全可信的储备资产时，人民币国际化就真正完成了。所以这是一个系列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完成，其他金融开放就很难推进。这就涉及政策选择中的不可能三角：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相对稳定、资本的自由交易或资本账户的开放。

其次，要形成有利于自由交易的制度，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是成为全球性大国所必需的条件。至于汇率是否稳定，可以让市场来说了算。只要法制足够完善、信用足够好、经济有竞争力、科技创新能力强、国防实力强大，人民币就会走向一个相对稳定的、由市场来决定的机制。要充分相信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和市场化程度，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条件，让人民币汇率在适当的范围内波动。我始终相信人民币不会出现贬值性的危机。短期波动是正常的，不波动才不正常。我们在政策选择过程中应该保持充足的自信。

当然中国金融开放的复杂程度，要远超当年加入WTO时。对此我们应该非常慎重，要铺垫好很多基础条件，包括进一步完善法制、提高契约精神和透明度、扎实人民币的信用基础等。因此，要达到金融开放的目标，还需要艰苦的改革，要与国家现代化同步推进。因为国家现代化的内涵本身就包括了金融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