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夥企業層面：不征稅

根據财稅[2008]159号文等稅收文件的規定，合夥企業層面不征收所得稅，合夥企業生産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後稅”的原則由合夥人各自繳納，合夥人是自然人的繳納個人所得稅，合夥人是法人和其他組織的，繳納企業所得稅。

因此，合夥企業将進行應稅所得的核算，并将确認的應稅所得按照50%的約定比例，分别分派至客戶以及信托公司（受托人）處，由合夥人按照其适用的所得稅規則分别計算繳納所得稅。

信托/受托人層面：征稅依據不明

目前對于信托的征稅規則幾近空白，僅有《關于信貸資産證券化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财稅[2006]5号）對信貸資産證券化業務所涉信托收益進行了專門規定，但僅限于企業所得稅的處理。規範層面能否參照适用該文的規定，征管實踐中能否依此執行都存在疑問。[2]

根據該文，對于信托取得的相關收益，秉承“單次征稅”、“當年不分配征稅”的原則。具體而言，按以下規則進行處理：

不難發現，前述5号文規則的處理思路與現行股票代持征稅規則[3]保持了一緻，即如果信托将取得的所得進行了分配，則信托層面不征稅，相關所得将直接歸屬于投資人（實際享受利益的人）作爲投資人的所得予以征稅。而如果相關收益在一個納稅年度内未進行分配，使得受托人在納稅年度内在名義上持有相關收益，在該情形下則改爲對受托人就相關收益征稅，而該收益後續向投資人分配後則不再征稅。

鑒于代持行爲的法律本質上其實也是一種信托關系，似乎可以初步推斷出，對于這種類型的交易，稅務機關傾向的處理思路均是：優先按照法律形式進行稅務處理，但爲了避免雙重征稅，同一筆所得的後續分配不再征稅。

但該處理思路在現行稅制框架下，仍然存在值得商榷之處。例如，如果向受托人征稅，征稅基礎究竟是扣繳義務人還是實際納稅人身份？如果是前者，受益人是企業時，理論和實踐操作都存在障礙。如果是後者，一方面缺乏法律依據，另一方面在何種程度上承認受托人的稅收屬性（例如是否允許抵扣虧損等）也不無疑問。

鑒于缺乏明确的征稅規則，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理解，題述案例中的信托公司（受托人）取得源自合夥的分配收益時，并不會就該所得（代信托）繳納企業所得稅。

受益人層面：沒有能夠适用的征稅規則

對于受益人取得的家族信托分配收益，根據現行規則，隻有企業所得稅層面存在規則适用的可能。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信貸資産證券化的機構投資人，家族信托中的受益人和委托人往往不是同一人，存在出資主體和受益主體不一緻的情形。在該情形下，能否參照5号文的規則進行稅務處理（特别是對于受益人而言），同樣值得商榷。

如果受益人是法人或其他組織，鑒于企業所得稅法采取的是綜合征稅模式，受益人取得的信托收益屬于企業的應稅所得應無異議。在此情況下，無論受益人是否向信托進行過出資，受益人取得的相應所得都需要納入征稅範疇，然而，鑒于現行信托征稅規則并不完整，信托取得的相關所得是否應在受托人層面先行征稅，信托取得相關所得的性質是否能夠穿透信托傳遞至受益人處（例如對于信托取得的源自境内居民企業股息分配所得分配至受益人處時，受益人如果同樣是境内居民企業能否适用免稅規則）等方面都沒有規則予以明确。

如果受益人換成自然人，是否征稅以及如何征稅的答案将更加混亂。一個制度性的根本問題是，現行個人所得稅法總體上仍是分類征稅模式，自然人取得的所得如果不能被歸入稅法正向列舉的九類應稅所得，将不屬于個人所得稅法的征稅範圍。考慮到受益人取得信托收益的被動性特征，從所得性質上看，與之較爲相近的所得類型包括“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與“偶然所得”。但是根據現有規則的文義解釋，并不能直接得出信托收益所得可以歸入上述所得類型的結論，财稅部門也尚未動用行政解釋權對信托收益所得進行定性。

有鑒于此，實踐中，受益人一般不會就取得的信托收益申報繳稅，稅務機關通常也不會對此進行稅收征管。而同樣基于這一原因，受托人在向自然人受益人進行相應的分配支付時，一般也不會進行個人所得稅的代扣代繳。根據公開披露以及我們所了解的相關案例，稅務機關對納稅人主動申報的信托收益所得也态度不一，有欣然接受也有斷然拒絕的，更多的也在猶豫如何進行相應的處理。例如，在合夥企業投資資管産品所得個稅争議行政訴訟案例[4]中，對于合夥企業通過投資資管産品取得的收益應如何征稅，是否考慮合夥企業對于自然人投資人股息紅利所得的有限穿透規則，其實也涉及了受益人的征稅問題。 

根據财稅[2016]140号文以及财稅[2017]56号文的規定，資管産品管理人運營資管産品過程中發生的增值稅應稅行爲，暫适用簡易計稅方法，以管理人爲納稅人按照3%的征收率繳納增值稅。這裏的增值稅應稅行爲應被理解爲資管産品（信托）存續期間基于相關資産取得相應的增值稅應稅收入，由管理人作爲代繳納稅人（并非管理人自身取得的收益）繳納增值稅。

結合前述5号文的規定，财稅部門在流轉稅上态度相對明确，即資産的受托主體應當就受托資産的應稅收益承擔流轉稅的納稅義務。因此，在信托存續期間，受托人對于信托财産的管理過程中如果涉及增值稅應稅事項的，在現行規則下受托人存在相應的納稅義務。我們理解題述案例在家族信托層面不涉及增值稅的應稅事項（沒有類似信貸的保底安排），此處将不再進一步讨論。

（三）存在的問題及成因

在題述案例分析的基礎上，不難發現：在現行稅制下，信托與類信托（如資管計劃、契約型基金等）[5]從所得稅角度，特别是個人所得稅層面，可能成爲稅收“絕緣體”。以往信托主要作爲通道方參與投融資業務，常見的信托委托人與受益人均爲機構投資者，相關信托收益不征稅問題尚不突出。

随着信托業務回歸資産委托管理的本源，自然人作爲信托的委托人以及受益人的情形越來越常見，此時對于信托如何征稅就是一個亟待明确的問題。我國現行所得稅制主要圍繞自然人以及能夠進行商事登記（如公司、合夥等）的法律主體展開。而信托是一個涉及三方的财産安排，信托本身并非獨立的法律主體，委托人與受益人既可能是同一人也可能是不同人，信托收益的實質歸屬與名義歸屬并不一緻。現行規則未對這類特殊的财産安排進行充分考量。

此外，随着近些年來離岸信托的日益興起以及受益人身份的多元化（可能爲非居民），信托相關的稅務處理還将面臨稅收協定适用上的諸多問題，例如信托能否适用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則進行稅收居民認定，能否成爲稅收協定适用主體，依據信托亦或是信托相關方（如委托人或者受托人）認定稅收居民身份，以及信托收益應如何定性所得類型等問題都未能明确。

（四）域外信托稅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信托發達的國家/地區，又是如何設置稅法規則的呢？篇幅所限，我們僅從稅收政策層面進行框架性介紹，不涉及跨境情形以及特殊類型的信托，也不涉及具體的信托稅制。通常而言，這些國家/地區的信托稅制有如下特點：

第一，通常不設置獨立的信托所得稅制，主要還是以個人所得稅以及企業所得稅規則爲基礎制定相應的銜接規則，以此解決信托财産移轉、信托收益的所得歸屬等信托制度實施中遇到的稅收問題。

第二，信托取得的收益将根據具體情形，區分不同類别信托，以不同的規則要求（例如在信托取得時或實際分配時歸屬）被歸屬至受益人、信托（受托人）或者委托人處計征所得稅。

在初步梳理域外信托稅制的征稅邏輯後，回過頭再檢視5号文的相關規定，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盡管是試點政策，但是5号文所确立的基本征稅框架仍大緻符合國際通行做法，至今仍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包括對REIT的稅制設計）。信托稅制規則可以在沿襲上述框架的基礎上分短期和中遠期兩個階段做進一步完善。

短期而言，我們認爲應優先考慮兩方面的問題：

中長期而言，則是在借鑒境外稅制的基礎上系統考慮以下制度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