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林龍：發展跨境财富管理 打造财富管理生态圈

本文原載于《中國銀行業》雜志2021年第10期

近年來，伴随着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居民财富持續增長，銀行客戶對于跨境财富管理的需求日益提升，财富管理生态圈也随之壯大。2021年9月10日，北京、廣州、香港、澳門四地同時舉行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财通”線上啓動儀式，同日，中國人民銀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及澳門金融管理局公布《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财通”業務試點實施細則》，這意味着醞釀一年多的“跨境理财通”政策正式落地。該政策是繼滬深港通、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DII（合格境内機構投資者）、基金互認、債券通等業務後，又一重大跨境金融創新，對發展我國跨境财富管理，完善我國财富管理生态圈具有裏程碑意義。

跨境财富管理，是通過緩釋境内外地域差異及制度障礙，賦予财富管理業務更大範圍、更深層次的發展空間。不但有利于推動境内外金融服務一體化，避免“互聯互通”市場的碎片化，增強金融運轉效率，構建與國際接軌的财富管理體系；也有助于中資銀行整合境内外資源，将客群網絡拓展至超高淨值及家族辦公室等高端客群，借鑒境外市場的先進理念，研發更爲豐富獨特的産品種類，全面提升财富管理服務水平和綜合競争力。本文通過分析目前我國跨境财富管理所面臨的難點和挑戰，在參考境外經驗的基礎上，從監管、客群、産品及工具等維度出發，有針對性地對我國跨境财富管理發展提出了幾點建議。

如何實現“有序監管”與“金融創新”的平衡。我國外彙體制從最初計劃經濟下的“統收統支”，逐步改革走向市場化，如今已發展成爲市場調節爲主導、宏觀審慎與微觀監管相結合的管理體系。但與歐美等發達國家不同，我國外彙管理部門對跨境資金流動的風險始終保持警惕且監管較爲審慎。比如，個人購彙方面設有每年5萬美元的限制等。這主要源于我國與歐美國家在政治體制、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階段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加之近兩年國際金融形勢風雲變幻，我國尚不具備完全放開跨境資金流動的條件。但發展跨境财富管理确實需要一定的金融創新，在此背景下，如何實現“有序監管”與“金融創新”之間的平衡，就成爲了亟需解決的命題。

産品結構和種類有待加強。經過近20年的發展，中資銀行在私人銀行等高端财富管理業務方面，無論是産品設計、産品種類、系統構建等，均實現了快速發展，但相較于具有百年曆史的外資銀行，仍處于初級階段。比如，當前，外資銀行的财富管理服務遍及全球數十個國家和地區，所管理的資産管理規模（AUM）和客戶數遠大于中資銀行。截至2020年末，摩根大通的财富管理業務AUM高達2.72萬億美元。此外，外資銀行已形成了圍繞客戶的全生命周期産品線，包括了家族信托等在内的複雜産品，并能依靠成熟的風險管理系統和強大的風險管控能力，開發出更多風險與收益相匹配的産品。相對而言，中資銀行作爲後起之秀，仍處于迎頭趕超、奮力開拓的階段，跨境财富管理面臨着從0到1的突破。

後疫情時代引發客戶偏好不确定性加大。2020年初以來，新冠肺炎疫情緻使全球經濟停滞，加之國際地緣政治晦暗不明，整體投資環境趨向保守。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不但降低了富裕人群的風險承受能力，改變了投資偏好和模式，提高了其對跨境财富管理服務的期望。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疫情也爲财富管理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國際管理咨詢公司奧緯咨詢（Oliver Wyman）與摩根士丹利2020年6月共同發布的報告《全球财富管理：風暴過後》（《Wealth Management: After the Storm》）稱，雖然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全球高淨值人群财富的增長，而且對企業貸款、消費貸款和投資銀行等業務造成了壓力，然而，相對穩定的财富管理業務的吸引力卻在疫情發生後有所增加。

借鑒“金融市場通行證”制度，提高區域性财富管理效率。“金融市場通行證”（Passporting）制度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是建設歐洲一體化金融市場的重要舉措。1985年與1993年《可轉讓證券集合投資計劃指令》及《投資服務指令》先後推出，2007年又推出《歐洲金融工具市場指令》并于2018年再次修訂，由此不斷完善金融市場一體化機制。推出“金融市場通行證”制度之前，歐盟（EU）成員國和歐洲經濟區（EEA）非歐盟國家的金融機構在開展跨境業務時需取得每個成員國的許可；執行該制度之後，成員國隻需在其中一國獲得批準，便可在其他成員國自由開展金融服務。這些服務包含傳統銀行業務（儲蓄、貸款、托管）、金融市場（債券發行、彙率、衍生品交易）、資産管理、支付清算等。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所在的廣東省九個城市與港澳之間，即俗稱的“9+2”，由于市場準入門檻、資本流動限制、貨币體系與關稅政策等因素影響，跨境财富管理發展受到一定約束。建議可借鑒“金融市場通行證”制度，在粵港澳大灣區等地區率先試水類似制度，打造跨境财富管理的“高速公路”，提高區域性财富管理業務的效率，待條件成熟後再漸次推廣至全國。比如，爲了進一步深化境内外互聯互通，允許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機構在提供跨境金融服務時，無需再單獨申請準入。同時，可試水跨境業務創新協同機制，保持産品條款一緻，打造産品一體化，鼓勵金融機構開發可同時在粵港澳銷售的金融産品，具備條件後逐步由廣東省推廣至全國。

由于“金融市場通行證”可廣泛運用于不同産品領域，建議在風險可管控的基本前提下，可考慮率先運用于較簡單和低風險的跨境金融産品。比如，較爲簡單、低風險的銀行理财、養老保險、國債及貨币基金等。長期而言，具備條件後可進一步推廣至較複雜和中高風險的産品領域。比如，債券發行、衍生品交易及彙率産品交易、碳市場發展等。此外，“金融市場通行證”制度也有助于内地省市引入香港地區作爲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價值及金融活力，加快形成境内外“雙循環”的發展格局。

當然，國外相關做法不能完全複制照搬，尤其是在跨境金融領域。内地在牌照發放、資金運用、股權結構、并購等方面的标準要比港澳地區嚴格，若完全複制歐盟的做法，容易造成“監管套利”。建議粵港澳大灣區在借鑒歐盟“金融市場通行證”制度的初期，充分考慮内地與港澳的監管差異，提前制定相應規則、采取一定措施予以平衡；同時，建議建立一整套評估金融機構的标準，并依此編制符合該标準的港澳金融機構“準入白名單”。

針對高淨值和超高淨值客群，以優惠政策鼓勵家族辦公室、家族信托跨境發展。高淨值和超高淨值客群，往往比大衆理财客戶擁有更爲旺盛的跨境财富管理需求。随着中國富裕群體達到退休年齡，其财富傳承、遺囑規劃等需求日益攀升，這爲家族辦公室（Family Office）、家族信托（Family Trust）等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瑞銀（UBS）推出的《2020中國家族财富管理暨家族辦公室調研報告》顯示，中國财富創造者平均年齡爲55歲左右，約64％的參與調查者表示主要财富管理工具爲家族辦公室。此外，福布斯(Forbes)發布的《2020中國家族辦公室白皮書》顯示，參與調查者優先使用的家族财富傳承工具爲家族信托（53.7%）。家族辦公室比私人銀行更能站在高淨值客戶立場處理繼承管理、子女教育、公益事業、家族事務咨詢等訴求。家族辦公室的投資資産類别也覆蓋更廣，包括了債券、股票、固收産品、信托、私募股權、對沖基金、衍生工具、商品、房地産、藝術品收藏等。

不過，目前我國家族辦公室仍處于發展早期階段，鑒于亞洲地區相似的客群積累及發展曆史，不妨借鑒新加坡和香港地區從廣義角度将家族辦公室分爲單一家族辦公室和聯合家族辦公室的做法。目前，新加坡已有超過200個家族辦公室，2016-2018年，家族辦公室數量一度增長4倍。分析其背後的原因，當地家族辦公室迅速發展，與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密切相關。新加坡并無資本利得稅和遺産稅，較低的稅率環境有利于家族辦公室的設立。2004年起，新加坡經濟發展局推出“全球商業投資者計劃”（GIP）并不斷修訂更新，爲有意在新加坡設立單一家族辦公室的投資者授予永久居民身份，目前其AUM門檻要求爲2億新元，每年商業經費支出需要至少200萬新元。2009年，新加坡推出“所得稅法13X條款特級基金豁免辦法”（Enhanced Tier Fund Tax Incentive Scheme，簡稱13X條款），隻要符合要求的家族辦公室就有機會申請豁免企業所得稅；2019年，新加坡又降低适用13X條款的門檻。比如，AUM要求僅需5000萬新元、每年支出僅20萬新元、降低雇傭人數要求等。同時，政府還給予牌照豁免等鼓勵政策，其中單一家族辦公室可豁免注冊基金管理公司（RFMC）和持牌基金管理公司（LFMC）的基金牌照。香港地區與新加坡較爲類似，單一家族辦公室的準入監管較爲寬松。雖然當地家族辦公室受香港證監會《證券及期貨條例》第9類（提供資産管理）等受規管活動牌照的限制，但香港證監會2020年1月發出《有關家族辦公室的申領牌照責任的通函》明确指出，考慮到單一家族辦公室是“以内部單位形式營運家族辦公室，以便管理信托資産，則該家族辦公室将無需申領牌照，因爲它并非爲第三方提供資産管理服務”。

針對高淨值客群和超高淨值客群，内地可考慮參考新加坡或香港地區的做法，積極運用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發揮監管“鼓勵發展”與“監管規範”的雙重角色。比如，考慮爲設立家族辦公室的投資者，尤其是外來投資者提供稅務優惠或行政扶持政策（如移民政策、社會保障福利、企業行政費用減免等）。另外，在發展初期，可提供較爲寬松的家族辦公室市場準入門檻，試水牌照豁免機制，減少牌照辦理或核準的繁瑣手續，鼓勵境内外市場參與者共同搭建家族辦公室跨境生态圈。

關注市場熱點，增加社會責任投資（SRI）選擇。在設置跨境财富管理業務的投資組合時，投資人應充分考慮市場熱點的變化，适時調整投資策略，積極融入環境、社會和治理（ESG）理念，以實現可持續投資。

《全球财富管理：風暴過後》報告預計，2024年全球高淨值客戶的可持續投資總額将達9萬億美元。國際咨詢公司凱捷集團（Capgemini）的報告《World Wealth Report 2020》顯示，可持續發展、超個性化和大型科技公司是2020年最受關注的投資新趨勢。事實上，不少外資銀行已積極布局ESG領域。比如，摩根大通收購金融科技公司OpenInvest将其納入私人銀行和财富管理客戶服務，加速提升ESG投資能力。

另外，社會責任投資（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SRI）近年來在歐美等發達地區的财富管理領域引起廣泛關注。歐洲可持續投資論壇組織（Eurosif）2018年報告《European SRI Study》顯示，歐洲可持續投資的策略主要分爲：績優篩選（Best-in-Class）、可持續性主題投資（Sustainability Themed）、依據國際準則篩選（Norms-Based Screening）、ESG整合（ESG Integration）、議合與行使股東投票權（Engagement and Voting）、負面清單 （Exclusions）、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其中，歐洲采取負面清單、議合與行使股東投票權、ESG整合這三大策略較多。美國也有類似做法，比如，摩根大通私人銀行已納入可持續投資（Sustainable Investing）産品，主要運用四大策略，即負面清單、ESG整合、主題投資及影響力投資。

雖然我國2008年就推出了首隻SRI産品，但國内對SRI産品的定義和範疇界定仍較爲模糊。建議國内銀行金融機構可參考歐洲成熟的發展路徑和經驗，選取适合的SRI策略開發産品，可優先采取負面清單的策略拓展SRI行業，避免投資涉及煙草、酒精、化石燃料、槍械等行業，重點排除碳排放較高、環境污染嚴重的行業。其次，考慮偏向某個行業中績優篩選的投資标的（如股票、債券、基金），搭配影響力投資等策略運用正面篩選原則，重點投入可再生能源、新能源、低碳排放等領域，積極拓展那些能爲社會、環境或社區帶來積極、可衡量貢獻的投資産品。

善用金融科技工具，提升客戶體驗及滿意度。近年來，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極大地提升了客戶體驗。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線下渠道已不足以滿足财富管理客戶龐大的“跨地域”需求。金融科技工具往往能成爲金融機構突破不利環境的增長“利器”。比如，2020年，在美國市場信息公司J.D.Power的财富管理移動應用滿意度研究中，摩根大通的手機應用“Chase Mobile”在全美數字财富管理APP中位列客戶滿意度首位。在市場頻繁波動的情況下，摩根大通在線投資平台“You Invest”的客戶開戶量比2020年1月的日均水平大幅增長逾4倍。

近年來，我國金融科技發展勢頭正旺，多個技術應用領域甚至超過國外同行，金融科技應用潛力巨大，财富管理更應善用金融科技工具，不斷提升客戶服務體驗。建議可首先着重從客戶獲取、投資咨詢兩方面推進财富管理領域的科技工具運用及開發。客戶獲取方面，建議通過大數據應用、生物認證、移動支付等科技手段，對客戶進行動态畫像，精準洞察客戶需求，實現客戶挖掘、需求引流、實際開戶、服務場景模拟等基本功能，快速滿足客戶跨時間、跨地域的日常服務需求，持續擴大客戶基數，有效增加客戶粘性。投資咨詢方面，建議提升自動化滲透及使用率，并拓展至智能投資顧問領域。目前，歐美在該領域已走在前列。比如，高盛推出的網貸平台Marcus已成爲人機結合的智能投顧服務典型代表，摩根大通推出了LOXM智能交易機器人以提高交易效率。總體來看，智能投顧可以大大降低個性化服務的成本，運用海量數據、實時分析等智能手段，實現以客戶爲中心、端對端的全方位投顧服務流程再造，由此爲客戶提供更爲精準的個性化服務，顯著提升服務質效。此外，還可運用智能投顧實時動态監測産品服務的全生命周期，及時發現異常波動或事件，準确把握投資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