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華永道亞太及中國主席趙柏基:把握變革契機,實現轉型發展
普華永道亞太及中國主席趙柏基:把握變革契機,實現轉型發展
本文來源:聯合時報
放眼全球,2014年,新加坡在提前完成“智慧城市”計劃之後,提出“智慧國家2025”;2016年,日本提出“超智能社會”;2018年,英國爲打造網絡環境最安全、數字經濟發展最适宜的國度,發布了“數字憲章”,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城市數字化的建設和轉型。對于超大型城市複雜的運行和治理系統而言,數字化将成爲打通其中諸多堵點最有效的方式。
随着全球數字化程度越來越高,不難發現,數據已經成爲當下推動經濟增長非常關鍵的生産要素。上海擁有領先的數字要素資源和數字經濟業态,在數字基礎設施、在線經濟、新型智慧城市建設等方面都具有先發優勢。2019年,上海公共數據開放平台正式上線,目前該平台的下載總量、訪問量和公共數據質量綜合評分在我國城市中均處于領先位置,可以稱爲全國公共數據開放平台的标杆。此次疫情“大考”,上海依靠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和城市運行“一網統管”兩個關鍵的大數據平台,有序、高效、從容地處理了各類突發情況,效果明顯,飽受贊譽。
和數字化轉型一樣,對企業而言,實現綠色轉型、低碳等目标,短期内可能會增加企業的支出,面臨一些挑戰,但在轉型過程中,也必然會看到許多新的經濟增長點,創造更多高質量的就業和創業機會,進而帶動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等多層效益。近期,普華永道很欣喜地看到越來越多的國内企業已将綠色發展提上議事日程。
以下是采訪原文(略有删節):
聯合時報:請你談一下對城市數字化轉型的看法。
趙柏基:數字化的浪潮已經席卷全球,城市數字化會是大勢所趨。放眼全球,2014年,新加坡在提前完成“智慧城市”計劃之後,提出“智慧國家2025”;2016年,日本提出“超智能社會”;2018年,英國爲打造網絡環境最安全、數字經濟發展最适宜的國度,發布了“數字憲章”,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城市數字化的建設和轉型。對于超大型城市複雜的運行和治理系統而言,數字化将成爲打通其中諸多堵點最有效的方式。
我國“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提到,将進一步加快數字經濟發展,加快數字社會建設步伐,提高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營造良好數字生态,建設數字中國。與此同時,很多國内城市也都設定了自己的數字化轉型目标。比如上海,就提出推動“經濟、生活、治理”的全面數字化,到2035年,要成爲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數字之都。
我認爲,城市的數字化轉型,需要産業配置、基礎設施、交通環境、公共服務、治理水平等城市發展方式的全面升級作爲支撐,所以智慧城市的建設,會是構築城市核心競争力的關鍵。新一代網絡信息技術的日趨成熟是推動這一進程的堅實基礎,可以幫助重塑城市空間、經濟動能、生活場景、交互模式和治理邏輯。
聯合時報:國際上有哪些成功案例?
趙柏基:列舉幾個,西班牙巴塞羅那市一直都是歐洲智慧城市的标杆之一,多年前,他們就規劃了能源、交通、水循環、垃圾處理、網絡覆蓋、政府開放等10多個領域共20多個智慧城市重點項目。例如,他們将傳感器、網絡、地圖和軟件分析等不同開發商的平台數據進行整合,打通市政府各部門的信息共享渠道,通過智能交通系統,采集站點乘客數據,按需發車、實時調配交通資源,40分鍾内基本能将乘客送達巴塞羅那的任何目的地。“使用新技術促進經濟增長并改善公民福祉”是巴塞羅那智慧城市戰略的雙重目标,盡管他們還未誕生或孵化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數字經濟企業,但其對新興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的接納度與熱情,值得我們借鑒。
韓國首爾、澳大利亞墨爾本等城市也都早早啓動了智慧城市的建設。首爾市利用數字化工具收集民衆意見,并将這些意見和建議納入城市管理提升的各個層面。通過持續開放政府數據,輔導市民參與市政規劃,鼓勵民衆通過網站對城市規劃建設、政策制定等方面提交意見和建議;墨爾本則是成立了專門的城市生活工作室,與市民進行溝通,通過多種渠道收集他們的意見建議,提高廣大市民參與智慧城市建設的積極性、參與感和責任感。他們還對收集起來的數據進行彙總分析,并将分析結果與地方政府的城市規劃相關聯,幫助政府提高了城市管理的能力和效率。
随着全球數字化程度越來越高,數據已經成爲當下推動經濟增長非常關鍵的生産要素。上海擁有領先的數字要素資源和數字經濟業态,在數字基礎設施、在線經濟、新型智慧城市建設等方面都具有先發優勢。2019年,上海公共數據開放平台正式上線,目前該平台的下載總量、訪問量和公共數據質量綜合評分在我國城市中均處于領先位置,可以稱爲全國公共數據開放平台的标杆。此次疫情“大考”,上海依靠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和城市運行“一網統管”兩個關鍵的大數據平台,有序、高效、從容地處理了各類突發情況,效果明顯,飽受贊譽。
不過,換一個角度來看,如果對标全球城市——美國紐約,上海還有提升空間。目前,紐約市的公共數據被關注、使用、開發利用的程度遠高于上海。2015年,紐約公共數據開放平台正式上線,其訪問量大概是後來上海的近10倍,下載量更是上海的35倍。在公共開放數據的應用場景方面,紐約也比上海更加多元化。從潛在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的角度來看,紐約數據資産的價值領先于上海,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們深入探究和分析。
總體來說,城市實現數字化轉型将是一個長期性、系統性和整體性的轉變過程。這個轉型涵蓋城市生産、生活、生态等方方面面。通過數字化的巨大能量,可以全方位提升城市系統的産出效率、配置效率和運營效率,讓城市生活更智慧、更便捷;同時,通過深度運用大數據,也可以倒逼城市在管理手段、管理方式、管理理念上的改變,引領城市思維和生活模式的整體重塑。
聯合時報:作爲專業機構負責人,你對于企業數字化轉型有哪些建議?
趙柏基: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已爲數字化轉型做好了充分的鋪墊。受疫情影響,大量線下場景被遷移到線上,傳統接觸式互動很多被遠程或虛拟化的方式所替代,5G、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在很多現實場景中發揮出了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社會整體的數字化轉型。
企業如何實現數字化轉型?我建議企業首先系統考量自身數字化轉型的整體戰略和方向,結合行業趨勢和企業專長,加強頂層設計,提升和重塑自身的核心競争力;其次,可以考慮進一步增加在數字化轉型上的預算和投入,涵蓋從技術研發、創新、引進,到系統運營、維護、升級,再到人力資源的優化培訓和效能提升。
數字化轉型的實質在于幫助企業實現降本增效、提高勞動生産率及提升客戶體驗。長遠來看,這不僅對大企業至關重要,對中小企業也同樣勢在必行。
根據普華永道最新的全球CEO調研報告顯示,受疫情影響,有近一半的企業管理者計劃在數字化轉型方面增加10%的投資或者更多,這證明越來越多的企業經營者,已經認識到了數字化轉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然而,随着數字化轉型的提速,網絡安全、數據隐私洩露、信息濫用等問題,也對企業的經營構成了新的風險。在我們的調研裏,計劃增加數字投資的企業管理者中,僅有不到一半人數計劃在網絡安全和數據隐私方面加大投資。
結合過去的經驗,我強烈建議企業管理層盡早重視和預防來自網絡安全方面的威脅,及時預測和管理與系統、人員、資産、數據和性能相關的信息安全問題。同時,同步推進企業内部的培訓和技能提升課程。在把握數字化機遇的同時,未雨綢缪,借助不同領域的專業力量啓用高效的網絡安全方案,不斷提升“數字信任”,有效保障國家安全、社會穩定與公衆利益。
聯合時報:疫情客觀上加速了數字經濟的發展,你所在企業感受到哪些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變化?
趙柏基:現在我們常說的數字經濟,它既包括“産業數字化”,涵蓋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數字金融、數字政府、智慧物流、智慧城市等不同的應用場景;又包括“數字産業化”,指爲産業數字化發展提供數字技術、産品、服務、基礎設施和解決方案,以及完全依賴于數字技術、數據要素的各類經濟活動。總體來說,數字經濟已經成爲驅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早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普華永道就已經開始了自我數字化提升的旅程。這幾年,我們在數字化方面的投資和投入不斷增加。在保證核心業務與時俱進的同時,還在積極探索和開辟新的業務領域,以及大力提升所有層級員工的數字化技能,持續升級我們的數字産品和解決方案,配合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發揮好我們的專業優勢和引領帶動作用。
除了業務領域,我們也非常注重提高員工福祉以及關注對辦公模式及環境的優化和創新。2019年,我們打破常規局限,實行了靈活辦公制度;去年,我們在北京啓用了智能化辦公空間——“樂創工坊”;上個月,又将上海的辦公區域拓展至前灘核心區;這當中,所有的設計皆融合了智能、安全、關愛、靈活、高效、綠色可持續等多重理念。其間,我們普華永道自己開發使用并已投放市場的一系列數字化工具、技術及智能系統,在線上、線下空間的交流與協作中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幫助我們在市場上樹立了一個創新、多元的變革者及先行者的形象。
正因爲這一系列的措施,疫情中,我們得以更靈活、從容地應對因大環境變化所帶來的種種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挑戰,也很好滿足了我們始終保障員工安全和利益,爲員工提供最理想工作模式及環境的需要。
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堅持創新驅動發展”被置于具體任務的首位,對企業來說,我們也需要繼續秉持創新思維,堅持創新驅動,完善數字化布局,以始終保證最高水平的客戶服務和員工體驗。
聯合時報:你如何看待當前企業所面臨的綠色和可持續發展的轉型機遇?你所在的企業是如何踐行環境、社會及治理(ESG)戰略的?
趙柏基:迫在眉睫的環境問題和日益嚴重的氣候變化使各國政府、企業開始越來越多關注綠色低碳和可持續發展,也在全球範圍内觸發更爲嚴格的排放标準和環境保護法規出台。
中國提出了碳達峰碳中和目标,這是負責任大國的擔當體現,也是莊嚴的國家承諾。氣候治理及綠色低碳發展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綠色轉型成了與數字化轉型齊頭并進的另一大趨勢,也是在這個不确定的大環境中最大的确定性。
和數字化轉型一樣,對企業而言,實現綠色轉型、低碳等目标,短期内可能會增加企業的支出,面臨一些挑戰,但在轉型的過程中,也必然會看到許多新的經濟增長點,創造更多高質量的就業和創業機會,進而帶動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等多層效益。近期,我們很欣喜地看到越來越多的國内企業已将綠色發展提上議事日程。
普華永道一直都很重視自身的企業責任和環境保護,始終鼓勵對環境負責任的行爲。作爲一貫的行業先行者和引領者,我們率先作出承諾,将于2030年内實現全球網絡内的淨零排放。2019年到2020年間,我們公司員工的人均碳排放量下降45%,人均用電效率提升44%。
與此同時,在業務開展的過程中,我們也在積極倡導貫徹環境、社會及治理(ESG)原則的責任投資理念,希望通過數字化手段助力企業實現戰略轉型,将環境保護與企業發展深度融合。例如,協助客戶根據投資者、監管及評級機構的要求設定ESG期望,并根據上市公司的披露規則準備ESG報告;爲相關政府部門的法規制定提供相關建議、設立區域綠色基金和認證機構;爲客戶搭建與氣候相關的風險壓力測試模型,在不同情景下,分析物理風險和氣候轉型風險會如何影響财務指标等。
目前,普華永道中國在ESG領域擁有專業人士及專家團隊近500人,他們協同遍及全球50個國家和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團隊,秉持“知行合一,止于至善”的理念,爲企業制定從氣候行動戰略、管理落地到團隊賦能的整體服務,幫助企業實現财務表現與自然環境和社會效益的協同發展,爲國家“雙碳目标”貢獻力量。
未來,我們還計劃創建ESG研究院,将ESG概念深度融入企業的戰略、文化和日常管理當中,與政企客戶協同合作,創造更大價值。
聯合時報:作爲企業管理者,你認爲企業應采取哪些人才戰略适應轉型趨勢?
趙柏基:可以說,數字化和ESG将是以後企業培養人才的兩個主要方向。數字化轉型由技術驅動,技術從概念到落地需要人才的引領和實踐,而人才培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企業可以對現有人才狀況進行整體評估,找出問題和差距,有針對性地對員工進行技能培訓。這當中的關鍵,是要有擁抱數字化轉型的開放心态,不斷提升數字化思維,在增強數字化技能的同時,還要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和潛能。
作爲專業服務機構,普華永道一直在提升員工的數字化技能,培養面向未來的專業人才。也希望通過不斷提升員工的福祉和工作體驗,構建更高效、舒适兼具創意與活力的理想工作環境,幫助員工激發更大潛能。
2019年,我們宣布了一個名爲“新時代。新技能。”的數字化項目,計劃5年内在普華永道全球網絡投入30億美元,用以提升員工數字化技能。在中國,該項目正在系統性地幫助超過1.7萬名員工實現數字化技能提升。
此外,作爲創新發展的重要部分,我們還計劃在海南三亞建造一座普華永道亞太創意園區——Reimagine Park,融合學界、商界和業界優勢,構建面向未來的沉浸式體驗、學習和互動的開放式人才培養平台,緻力于在營造社會誠信和創造持久價值之間打造良性循環。
除了自我提升,爲承擔更多企業社會責任,我們在全國多個偏遠地區建立了數字化教室,讓當地的學生們有機會在現代化多媒體教室内學習,幫助孩子們提升數字化技能,縮小他們未來走向社會可能面臨的數字技能等方面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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