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是一個老問題，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債務就成爲世界經濟一個揮之不去的重要現象。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債務發展大緻可以劃分出兩個有區别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上個世紀，其基本特點就是：債務主要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因而債務危機也主要發生在這些國家，著名的拉美金融危機以及上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莫不如此。這種狀況符合邏輯，因爲發展中國家缺乏資金，爲了發展本國經濟，它們需要從國外引進資本。這些債務若管理不當，就會發生債務危機。事實上，發展中國家如何通過引進國外資本來發展本國經濟并管理好債務風險，構成了發展經濟學的主要内容。本世紀以來，情況發生了巨變，主要的表現，就是巨量的債務主要發生在美國這樣的發達經濟體。産生的原因比較複雜。大緻說，在國内，因爲經濟長期不景氣，這些國家的政府需要通過财政赤字不斷地刺激經濟，緻使債台高築；對外，由于本國經濟的競争力下降，緻使經常賬戶常年出現逆差。由于手中掌控着國際儲備貨币發行權，這些國家既可用本币來支付自己的貿易赤字，還可用本币歸還自己的債務。這樣一種機制，使得國際債務、國際金融與一些儲備貨币發行國的國内債務和國内金融運作乃至宏觀政策密切聯系在一起。也正是基于這一機制，本世紀以來的全球債務不是起起伏伏，而是一個高潮接着一個高潮，終于釀成全球流動性泛濫的局面。

數據顯示，到2021年第二季度，全球債務總額已達296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生産總值的355%，換言之，全球而言，每一個美元的财富之上都有3.55美元的債務與之對應，若按全球75億人計算，人均債務高達3.94萬美元。如此之高的債務密集度，充分說明，在全球範圍内，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都在下降。總之，在後疫情時期，如何處理巨額債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大問題。

果然，處理債務的行動如期而至。十月份，美聯儲議息會議指出，将從十一月份開始逐月減少購債，到2022年上半年完全停止。當然，如果将縮表亦即貨币政策恢複常态作爲一個過程，停止購債還隻是第一步，首先使其規模不再增加，至于債務總量的縮減，以及與之相伴的利率調整，尚未做出安排。但是，由于量（流動性）和價（利率）在市場經濟體系下是聯動的，可以預計，減債行動既然發生，利率或遲或早也會變化。這樣，我們就會面對一個新的局面。對此，我們要有應對之策。

具體而言，由于美元在國際貨币體系中長期居于關鍵貨币地位，美國貨币政策的任何變化，都會對其他國家産生或強或弱的外溢性影響。最近，我們研究了曆史上美聯儲擴表和縮表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研究顯示，如果美聯儲擴表，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總的影響并不十分負面，因爲，美聯儲實施擴張性政策，将會使其他國家流入的資本增加，進而利率趨降、貨币升值、資産價格上漲，雖然可能伴有輸入性通貨膨脹，但因資金的可得性和成本都會有所改善，總的影響是有利的，尤其是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相反，如果美聯儲縮表，大量的資金就會向美國回流、相應的國内資金成本也會上升、貨币可能貶值，資産價格也會下降，總的結果，會使得這些國家的發展成本上升，動力下降。我以爲，這些便是我們即将遇到的情況，對此，我們必須做好充分準備。

在全球債務泛濫的大背景下，中國亦未能免俗。本世紀以來，我們的債務也不斷擴張，杠杆率亦随之不斷提高。我們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剛剛公布了2021年第三季度的資産負債表。我們的研究顯示，中國非金融部門的杠杆率自本世紀以來不斷上升，2015年有關方面提出“三去一降一補”，把去杠杆作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之一，上升趨勢有所約束，但直到2017年，去杠杆方有實質性進展。到了2020年，由于疫情突發，财政赤字增加，金融系統貸款躍增，遂使債務和杠杆率上升較多。然而，進入2021年，情況發生逆轉，今年前三個季度，我國非金融部門的杠杆率在下降，而且下降明顯。今年第三季度末，非金融部門杠杆率降至264.8%，前三季度共下降5.3個百分點。同時，三季度末，我國M2/GDP也降至209.3%。

這種狀況引起了各界關注，人們開始重新估量杠杆率。經過近十年的熱議，杠杆率以及相應的衍生概念，已經從十分生僻的專業詞彙變成了人人都可議論的網紅概念。我們注意到，在多數人的認知裏，杠杆率，特别是高杠杆，是一個貶義詞，“去杠杆”則成爲管理風險的代名詞。然而，發展到今天，我們似乎應當全面認識這個概念了。我們總的看法是，杠杆率是一個中性的概念，某一種杠杆率水平究竟對經濟有利不利，還要聯系很多相關因素進行綜合分析，不能談杠杆率而色變。杠杆率過高肯定是有問題的，因爲财務成本提高，而且金融風險增大，但是，如果杠杆率下降，那也不是無條件地有利，需要分析其下降的原因。如所周知，杠杆率是一個比率，分子是債務，分母則可以是不同的概念。對于企業而言，杠杆率的分母是權益，對于其他經濟主體，分母則可以是GDP，也可以是該部門的收入。這樣看，杠杆率下降，有可能是作爲分子的債務減少，也可能是作爲分母的權益、GDP或收入增加，當然，也可能兩者一起變化。在這裏，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變化，就是企業因爲沒有投資的對象，因爲不願意擴大生産，甚至不願意繼續維持原有生産規模而減少了債務。非常遺憾地看到，今年以來我國非金融部門的杠杆率下降很多，三季度末達157.2%，今年累計下降5.1個百分點，而且，其主要原因，正是企業不願意投資。居民部門的情況相仿，今年以來，也是持平并略有下降。前三季度，我國居民部門杠杆率下降了0.1個百分點，至62.1%。但是，有一個傾向值得關注，這就是：2020年底，中國居民部門的杠杆率已經超過日本和德國。這是十分危險的信号。我們知道，幾年前，德國居民部門的杠杆率上升，其國内金融便出現了波動；幾十年前，日本居民部門的杠杆率上升，則其國内金融便出現了風險，而且延續多年。當然，我們現在的問題還沒有這麽嚴重，但是，我國居民部門的杠杆率超過德、日，值得高度警惕。

分析了非金融部門總的杠杆率變化，再看金融部門的杠杆率。如資料顯示，金融部門的杠杆率，無論是負債側還是資産側，都在陡峭下降。這種狀況，當然表明金融風險弱化，但同時也明白無誤地表明，今年以來我國的貨币政策總體偏緊。這種情況，在我國企業和居民戶獲得的信用總量均較去年同期減少的事實上，得到印證。

再看政府，資料顯示，我國政府部門的杠杆率平穩，這一點大家都能感受到。我們知道，讨論宏觀經濟運行，政府部門自身的收支平衡狀态固然重要，但是其次的，作爲最重要的宏觀調控部門，分析政府的作用，主要看的是：政府通過自己的收支平衡狀态對經濟産生了刺激性影響還是收縮性影響。今年的各種數據顯示，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收縮性的，這一點，無論是從國債餘額還是從中央财政收支變動的相對動态上，都能看得很清楚，就是說，今年以來，我國财政政策是不那麽積極的。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我國财政風險和金融風險互溢的問題日益嚴重。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及其籌資機制經曆過一個劇烈的變化過程。起初，地方政府支出超過收入，就會通過各種融資平台從金融機構借錢，有時甚至是直接從金融機構借錢，如此行爲，直接違背現行法規是顯然的，更重要的是，在經濟上，它使得地方政府的債務和金融機構的印鈔機連在一起，從而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風險和金融風險聯系在一起。爲了改變這種狀況，近年來，我們嚴格杜絕地方政府向金融機構借款，并且通過發行政府債券逐步替換了大量過去的直接借款，這樣既規範了政府的借貸行爲，也降低了它們的借款成本。應當說，幾年來的努力成效顯著。但是，接下來發生的情況是，地方政府确實通過發債來彌補其支出缺口，然而，其發行的債券90%以上卻主要由商業銀行購買并持有，也就是說，雖然借款的載體和路徑發生了變化，但是資金的最終供給者依然是金融機構，整個過程的本質并未變化。這種狀況，弱化了我國金融的市場化水平，同時也扭曲了市場上的資金供求關系，在今後的改革中如何進一步完善地方财政制度，包括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關系，如何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赤字融資機制和債務約束機制，将是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幾年前，就業正式成爲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優先事項，這是我國宏觀調控機制和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表現之一。

前不久，國家發改委公布了我國今年以來的就業數據。數據顯示：2021年前三季度，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045萬人，完成全年目标的95.0%。2021年9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爲4.9%，比上月下降0.2個百分點；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爲5.0%。其中，全國主要就業人員群體25～59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爲4.2%。同時，2021年三季度末，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總量18303萬人，同比增長2.0%，規模基本恢複至疫情前同期水平。在我國尚未從疫情中完全恢複的情況下，就業能有這樣的局面，充分彰顯了我們的制度優越性。

然而，在看到這些總量數據的同時，我們更應當關心那些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突出的問題有三：

一是總人口中青年就業的壓力增大。大家知道，2007/2008年全球危機以來，國際統計界對于青年人口就業問題給予了特别關注，所以，在常規的失業和就業指标體系之外，很多國家都着重給出了青年人群的就業狀況。因爲青年是“早上八九點鍾的太陽”，他們的發展狀況關乎國家的未來。關于中國，可以給出兩組公開的數據，第一個是16～24歲的青年失業率，達到15.4%，是總失業率的三倍；第二個更聚焦20～24歲的群組，也就是上面提及的16～24歲群組中受過良好教育的部分，這部分人群的失業率持續處于20%的高位，是總失業率的四倍。這些數據說明，關于就業問題，我們需要将更多的精力置于青年人群。當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今，失業的經濟含義也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其對經濟社會的各方面影響也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四十年前或者更早一點時期，失業就意味着社會出現了新的一批需要救助的人群，因爲那時候的失業就是餓肚皮，而且，失業人口如果呆在家裏或走在大街上，就會遭人白眼，長期處于不就業狀态，就可能“心生不忿”，搞不好還可能到社會上鬧事。如今顯然不同了。經過改革開放，我國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多數家庭都積累了一些财産，這些财産及其孳息可以支撐這些家庭的成員在一段時期不進入以“被他人雇用”、全日制等爲基本特點的就業大軍，并且保持生活無憂。另外，有研究顯示，如今青年人不積極尋找就業，與他們的就業意願和就業偏好有關，其次與育齡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有關，同時也與大量農民工離場有關。總之，在現代社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全面小康的背景下，失業和就業等都有了新的經濟含義，然而，老的問題或許淡化，新的問題則可能出現。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研究這些出現的新問題。

二是創業對就業的帶動能力趨弱。宏觀政策将就業置于優先地位，無非是說，我們所有的宏觀政策都須以創造就業爲導向，其政策效力也須以創造就業的能力爲主來評價。就業是靠創業帶動的，所以，近年來我們政策的重點就放在增加市場主體方面，放在鼓勵創業方面。基本的邏輯就是，要就業，首先須設立能創造就業的單位。根據這個邏輯，落實就業優先戰略，重點便放在培育市場主體上。應當說，近年來，我國的市場主體增長迅速，成績斐然。進一步，則需要深入分析市場主體創造就業的能力問題。統計顯示，2015年，平均每新增一個市場主體所對應的新增城鎮就業數量爲0.9個，到了2020年，竟降至不足0.5個。這種對應關系顯然不能令人滿意。這既可能因爲我們的創業質量不高，創造就業能力不強，也可能歸因于統計質量有瑕疵。總之，關于如何在新形勢下創造就業崗位問題，我們必須下大氣力去研究。

三是勞動力市場面臨多重失衡和供需錯配的壓力，而且，這種壓力基本是在今年集中顯現的。首先，高排高耗行業逐漸萎縮，已經而且将繼續排擠出大量就業人群，需要重新安排。現在我們實行“雙碳”戰略，目标是要發展低碳、甚至零碳社會。這是我們都願意看到的美好前景。但是，作爲缜密的制度安排和改革進程，我們就必須要充分考慮到邁向這一美好前景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實施“雙碳”戰略，本質上也是一種“創造性破壞”，它固然最終會“創造”美好的前景，大大增進人類福祉，但在轉變發展路徑的過程中，也會産生一系列問題：一些産業可能逐漸被消滅，同時有更多的産業需要大規模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大量就業人口需要重新安置，已經形成的金融資産，可能會因其所依附的實體資産和公司的命運巨變而變成“問題資産”。其次，在整頓教育秩序的過程中，曾經非常繁榮的校外教培行業受到劇烈沖擊，就其涉及的就業人口而言，應達百萬之衆，而且，原先在這個行業中就業的大都是青年人，現在，他們都需要重新尋找工作。其三是房地産銷售與中介行業萎縮。近年來，由于房地産市場熱度不斷上升，作爲市場的推波助瀾者，房地産銷售與中介行業也遍地開花。如今，随着房地産市場的趨勢性轉折點到來，此類機構轉行、關閉的現象也漸成潮流。這個行業也涉及百萬量級的就業人口，而且也以青年人爲主。

以上種種提醒我們，随着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很多新的經濟問題出現了，一些老的問題則出現了新特點，這都需要我們運用新的理念，創造新的方法去解決它們。關于就業問題，特别是青年人的就業問題，由于其關乎“人”的狀況，尤其是關乎青年群體這些我們未來的發展前途的狀況，就更應當引起高度關注。

關鍵還是要尋找創造就業的門路。理論、實踐和曆史都告訴我們，解決大規模的人口就業問題，我們隻能依靠中小企業，大企業固然可能構成國民經濟的支柱，固然可能無比強大，固然可能創造巨大的财富，但在吸納就業方面，卻肯定是能力不強的。

關于中小企業的重要作用，“五六七八九”的概括，我們已經耳熟能詳。我想指出的是，這種概括似乎未能真正揭示小企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否則，關于小企業的作用問題，關于支持小企業發展的政策問題等等，就不會反反複複被提出了。說到根本上，多數人還是認爲，對于國民經濟而言，小企業盡管不可或缺，但最終隻是配角，充其量隻是大企業的補充。我以爲，要真正爲小企業的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這種“配角論”必須徹底摒棄。

小企業從來就是就業主體，這一點不會有人存疑，小企業同時也是創新的主體，對于這一點，過去強調的不夠，人們的認識也不盡一緻。其實，仔細思考便不難明白：創新就是對過去的破壞，是對已經形成的物資基礎的沖擊，對于大企業而言，它們已經在本行業、本領域投入大量資财，本已經占據了高位，多數甚至占據壟斷地位，“破壞”這一切的動力是缺乏的，更不用說去進行颠覆性破壞了。小企業則不然，它們沒有沉沒成本，他們不怕打破“壇壇罐罐”，他們隻有對未來美好的期望，隻有超越現狀的激情。換言之，要想真正落實“創新發展”戰略，我們必須對小企業的發展給予更多的重視。事實上，不久前北京證券交易所開業，并且将自己定位在支持“專精特新”中小企業上，體現的正是這種認識。不僅如此，我們還必須看到，如果說與前三次工業革命相對應的财産組織形式是生産線、大企業、大公司，“大的就是好的”，那麽，在正在展開的以服務化、信息化、網絡化、智能化、平台化爲基本特點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小的就是好的”，小企業不再隻是大企業的補充，而是有着獨立存在價值，是和大企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經濟主體。

對于這種變化，國際社會已經注意到了。2019年世界銀行推出了一部研究報告，名爲《工作性質的變革》，概括了這些領域的新變化。書中指出：近十年來，以人工智能爲代表的技術爆炸，正在重塑新一輪的就業和社會經濟的格局。零工經濟以後可能會成爲主體，這會極大的改變經濟的面貌，改變經濟學。客觀地說，對于這種變革，我們并未充分認識清楚。我以爲，面對這種局面，今後宏觀調控十分重要的任務，就是爲這種新就業形式的發展創造條件，其要點有二，一是大力改革教育體系，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要讓終身學習不可缺少，要以培養人的技能，培養“知”之外的内容，包括社會情感的技能、領導力、團隊合作能力、創造力等等，爲根本任務。二是特别支持平台這種新的财産組織形式發展。應當認識到，平台經濟是介于普通的企業和市場之間的第三種财産組織形式，在全世界範圍内正方興未艾，當然，在發展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但我們絕對不能因爲它出現了問題就一棍子打死，要承認平台經濟出現的必然性，它和數字經濟内在的契合性，從而能夠進一步找到管理好平台經濟的有效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