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危機來自於金融系統內部，是內生性危機，目前的經濟問題則是外生性危機。
➤ 一國貨幣貶值產生的影響各有利弊，但目前對日本經濟的負面效應更大。日本不會干預外匯市場，除非發現有日元快速波動和市場存在投機行為。如果日元加速貶值，財務省可能會通過干預“警告”市場。
➤ 日本當前的通脹率遠低於歐美國家，從通脹-工資螺旋角度出發，日本的通脹未形成黏性。通脹略微上行，或為日本央行樂見，不會使其改變政策。
➤ 美聯儲加息帶動美元、美債收益率走高，對新興市場的傳導途徑主要有三。其一，美元走強帶動非美貨幣走貶，推升新興市場國家通脹；其二，美元走強，將推高以美元借款的主權政府的外債償還成本；其三，美元走強，疊加可能出現的資本外逃現象，將使多國外儲縮水。
➤ 在美聯儲加息期間，亞洲新興經濟體應當密切監控資本流動，並在貨幣和宏觀審慎政策方面採取必要的應對措施。同時，還需要改善自身經濟結構，比如限制政府財政赤字、推進結構性改革等。
在美聯儲開啟加息週期後，市場開始對美國經濟衰退作出反應。不僅如此，亞太市場也不斷發出本幣貶值、債務違約、外儲耗盡的信號。一時間，在太平洋兩岸，關於經濟危機會否再現的討論捲土重來。
對於經濟危機，亞洲開發銀行（下稱“亞行”）前行長中尾武彥（Takehiko Nakao）並不陌生。畢竟在他的職業生涯中，處理各種經濟事務的麻煩，是再平常不過的事。
2011-2013年間，日元匯率演繹“過山車”行情。日元對美元匯率一度升至75.3的高點，後又在2012年秋季急轉直下。為此，日本政府不得不對外匯市場採取單邊干預，彼時中尾武彥正是日本財務省負責國際事務的副財務大臣。
2013年後的七年間，中尾武彥一直擔任亞行行長一職。在此期間，雖然亞洲整體經濟增長迅猛，但新興市場國家仍面臨基礎設施發展不利等諸多問題。回顧這段亞行歲月，中尾武彥在其今年7月出版的回憶錄《亞洲的崛起：展望及未來》中坦言，儘管亞洲在發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亞行還可以在更多領域續作貢獻。
在近日國際金融論壇（IFF）舉辦的學術會議上，中尾武彥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他表示，經濟危機時有發生，不同危機雖有相似之處，但成因各有不同，不能簡單類比。此輪全球經濟承壓的原因更多來自外部而非內部。
中尾武彥認為，未來亞洲經濟將強勁復蘇。到21世紀中葉，亞洲國家國內生產總值（GDP）將占全球的一半左右。“在過去的50年裏，工業化、技術進步、人口紅利和全球化造就了亞洲發展的奇跡。高效的經濟政策、國際機構的支持、政府推動改革的決心、勤奮好學的人民，以及亞洲各國領導人的遠見卓識才是真正推動亞洲不同國家高速發展的關鍵。”他說。
日元貶值不利日本經濟復蘇
Q：如何看待當前亞洲及全球經濟面臨的風險？與此前的經濟危機相比，有何異同？
中尾武彥：2008年，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破產，標誌著上一輪金融危機的開始。這場危機起源於美國的房地產行業，進而在金融領域逐漸發酵。其本質是美國地產行業杠杆過高、購房者借貸過度、銀行業風控意識較低，導致流動性危機及金融危機全面爆發。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金融危機在過度投機方面有相似之處。自2020年以來，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更多來自於外部，主要是受疫情和烏克蘭局勢影響。疫情初期，各國採取封鎖政策，導致全球供應鏈中斷。同時，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採取擴張性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使得全球供給小於需求，進而帶動通脹不斷走高。今年初開始，烏克蘭局勢不斷升級，進一步加劇了能源、食品等供應鏈中斷風險，通脹問題愈演愈烈。為抑制通脹，目前多國央行採取了緊縮的貨幣政策，又使多國經濟面臨滯脹及“硬著陸”的風險。由此可見，2008年的危機來自於金融系統內部，是內生性危機，目前的經濟問題則是外生性危機。這意味著，兩場危機並不存在較多共同點，未來多國政府應對危機的方式也不會與2008年有太多相似之處。
Q：今年迄今為止，日元已貶值30%，且已跌至近24年低點。日元貶值原因何在？這將對日本經濟帶來何種影響？
中尾武彥：一國貨幣貶值受貨幣政策、國際收支平衡（尤其受經常帳戶、長期資本帳戶）、長期購買力平價等因素影響。此輪日元貶值與美日貨幣政策分化和日本貿易逆差走闊密切相關。在美聯儲加息週期中，日本央行繼續堅持當前超寬鬆貨幣政策，將短期利率維持在-0.1%的水準。截至7月，受能源價格走高及旅遊業等服務業出口減少等因素影響，日本已連續12個月出現商品和服務貿易逆差。
一國貨幣貶值產生的影響各有利弊，但目前對日本經濟的負面效應更大。首先，日本是一個能源進口大國，貨幣貶值可能將形成惡性循環，即較高的能源價格將擴大日本貿易逆差，逆差擴大又將帶動日元走貶，進而將提高以日元計價的能源產品價格。其次，從服務貿易來看，受疫情影響，國際遊客前往日本數量有限，這使得日本旅遊業等服務業無法享受到貨幣貶值的紅利。再次，從貨物貿易來看，雖然貨幣貶值本應提振汽車等行業的出口，但由於製造業已將生產轉移到國外，因此製造業可能也難以享受到本幣貶值的好處，且其進口的原材料價格也有所提升。
從民眾角度來講，日元貶值也將帶來諸多不利影響。比如，日本民眾以日元計價的資產將縮水。同時，在進口商品價格提升後，日本家庭的支出壓力將進一步增加。當他們出國時，他們將對高昂的餐飲和酒店價格感到震驚。
Q：日本央行為何堅持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在日元不斷走貶的背景下，日本財務省會否動用外匯儲備干預匯率貶值？
中尾武彥：通脹和就業通常是央行貨幣政策的兩大目標。從通脹角度來看，近幾個月來，日本通膨率主要在2.4%-2.6%之間，這遠低於歐美國家的通脹率。從通脹-工資螺旋角度出發，截至7月，日本民眾工資已連續4個月負增長，這說明日本的通脹也未形成黏性。2013年初，日本央行將通脹目標設定為2%。自此之後，日本通脹率基本上就沒有達到這一目標，這說明日本經濟更多受通貨緊縮而非通貨膨脹所困擾。通脹略微上行，或為日本央行樂見，不會使其改變政策。作為一個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日本不會干預外匯市場，除非發現有日元快速波動和市場存在投機行為。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日本樂於讓日元貶值。如果日元加速貶值，財務省可能會通過干預“警告”市場。
亞洲經濟體能否抵禦美聯儲加息衝擊
Q：美聯儲進入加息週期，已對亞太市場產生影響。5月，斯里蘭卡發生外債違約。截至8月，巴基斯坦的外匯儲備已減少至90億美元左右。如何看待美聯儲加息對亞太市場尤其是新興市場的影響，會否演繹成一輪“完美風暴”？
中尾武彥：美聯儲加息帶動美元、美債收益率走高，對新興市場的傳導途徑主要有三。其一，美元走強帶動非美貨幣走貶，推升新興市場國家通脹；其二，美元走強，將推高以美元借款的主權政府的外債償還成本；其三，美元走強，疊加可能出現的資本外逃現象，將使多國外儲縮水。為阻止本幣貶值和資本外流，許多政府動用了大量外匯儲備。然而，目前他們仍然無法穩定匯率。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亞洲新興市場存在通脹蔓延、國際收支減少和外匯儲備枯竭的風險。不過，與1990年代後期的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相比，由於具有更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更強大的金融部門和外匯儲備積累，大多數亞洲新興經濟體對外部衝擊的抵禦能力要強得多。此外，也需注意亞洲新興市場國家自身問題。比如，斯里蘭卡政府過於重視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忽略了推進創匯行業發展。在旅遊業和境外僑匯大幅受影響後，該國外儲自然大幅下降。目前，該國政府更迭後加劇了政治不穩定性。
Q：在美聯儲加息期間，亞洲新興經濟體應作出怎樣防範？
中尾武彥：首先，應當密切監控資本流動，並在貨幣和宏觀審慎政策方面採取必要的應對措施。同時，還需要改善自身經濟結構，比如限制政府財政赤字、推進結構性改革等。
對於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等面臨國際收支不平衡的亞洲新興經濟體而言，他們可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亞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尋求幫助，並與日本和印度在內的債權人展開談判。比如，斯里蘭卡已與IMF就約29億美元的貸款援助計畫達成初步協議。但也需注意，任何資金撥付都可能耗時幾周甚至幾個月的時間，IMF執行董事會則需要從斯里蘭卡債權人那裏得到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及債務減免的保證。
Q：相對於熱絡的貿易聯繫，目前亞洲國家金融合作有限。如何展望未來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歐盟的實例可否成為鏡鑒？
中尾武彥：目前亞洲多國遭遇經濟下行壓力。各國需加強經貿合作，從需求端拉動經濟增長。目前，亞洲的貿易格局不再是在日本帶領下的“雁行模式”，而已轉為各國各有所長的“網路模式”。這意味著，多國更能享受到通過貿易提振經濟的紅利。
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有其獨特性，其推動力來自於共同的文化與特定的歷史淵源，這不能被亞洲國家簡單複製。此外，還需注意亞洲國家經濟發展水準比歐洲更多樣化。就像我們常說，有些人可以做朋友，但未必會組建家庭，這個道理是相似的。況且，歐盟經濟一體化進程尚有諸多挑戰，比如歐元區國家採取了統一的貨幣政策，但財政政策各自分化。在歐央行開始加息後，義大利等邊緣國家的主權債務風險陡增。未來亞洲國家的金融合作將更為密切，但金融一體化進程可能不會也不需要推進到歐元區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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