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行境外機構佈局情況

境外佈局擴張速度明顯放緩。2020年，五大行新開業的機構分別是工商銀行奧克蘭分行、巴拿馬分行，中國銀行（秘魯）有限公司，建設銀行歐洲匈牙利分行和交通銀行南非約翰尼斯堡分行，合計共5家，數量較上年減少了3家。從覆蓋的國家和地區數量來看，僅工商銀行、交通銀行有所增加，分別是在巴拿馬和南非。

2009-2019年，五大行境外機構輻射範圍明顯擴大，平均每年每家銀行都會延伸到2個新的國家和地區。最高峰為2015年，建行、中行、交行、工行和農行的機構輻射範圍分別新增了8、5、3、1和1個國家或地區（見圖1）。2020年五大行新覆蓋的國家和地區的數量為近十年來最低值（見表2）。

圖1：2009-2020年五大行境外機構新覆蓋的國家/地區數量

表2：2020年末五大行境外機構覆蓋的國家/地區情況

（單位：個）

境外機構網點數量連續兩年下降。2020年末，五大行境外機構網點數量合計1281家，較上年下降5家。五大行境外機構網點數量較2016年峰值減少了180家。境外機構網點收縮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近年來精簡組織架構、優化人員和實體網點配置成為全球銀行業轉型發展的一大趨勢，從五大行集團層面來看，網點數量連續五年下降，2020年末合計166.9萬個，較歷史峰值減少了8萬多個。二是線上非接觸式的拓客獲客模式逐漸成為全球銀行業拓展海外業務的重要手段，疫情進一步催化和加速了數位化海外銀行服務模式發展。三是中國銀行業境外機構大多處於新設或剛成立幾年不久的狀態，網點數量受機構整合或調整需求而發生變化。

境外佈局輻射範圍已相對全面均衡。截至2020年末，中行、工行、建行、交行和農行境外機構覆蓋的國家和地區數量分別達到61、49、30、17和18個，境外佈局輻射範圍接近花旗、匯豐、渣打等國際化程度較高的全球大型銀行（見圖2）。分區域來看，五大行的佈局已基本實現港澳臺全覆蓋；2013年以來受

圖2：2020年末國內外主要銀行境外機構覆蓋的國家/地區數量

（注：花旗、匯豐、渣打是國際化程度較高的全球大型銀行，五大行與其對比具有代表性意義）

“一帶一路”建設推動，五大行在亞洲、歐洲的佈局進一步完善，目前已實現亞歐主要國家全覆蓋；五大行在北美洲主要國家基本實現全覆蓋，在南美洲地區通過自設、並購等方式輻射範圍逐步擴大；五大行在非洲均已突破“零佈局”（見表2）。目前五大行的佈局空白主要集中在南美洲和非洲，而近年來南美洲、非洲等新興市場國家外債風險、匯率風險、金融市場風險明顯加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銀行佈局擴張動機。

五大行境外機構經營情況

整體集團貢獻度明顯下降，主要受盈利下滑拖累。2020年，五大行境外資產規模的集團貢獻度由11.6%降至10.5%，建行降幅最大，為1.7個百分點；境外稅前利潤的平均集團貢獻度由9.5%下降至7%；境外員工人數的集團貢獻度由3%上升至3.1%，其中中行、交行分別提升了0.1個百分點。以資產規模、稅前利潤和員工人數等三方面的平均集團貢獻度作為國際化水準的衡量指標來看，五大行國際化水準已連續兩年出現下降（見圖3）。

圖3：2011-2020年五大行國際化水準

（注：國際化水準衡量指標通過境外機構資產規模、稅前利潤和員工人數等的集團貢獻度算術平均而得）

境外機構盈利明顯下滑是國際化水準下降的主要驅動因素。2020年五大行境外機構營業收入規模合計3387億元，同比下降0.5%，為近十年來第二次負增長；稅前利潤合計926億元，同比下降26%。相比而言，五大行集團層面的營收和稅前利潤均實現平穩增長，使得境外機構盈利貢獻度明顯下滑。

境外業務規模有所收縮，存貸款增速分化明顯。受海外疫情影響，中國銀行業境外業務規模擴張速度明顯受阻。2020年末，五大行境外機構資產規模合計13萬億元，同比下降0.8%，為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後首次負增長，規模增速連續兩年低於集團水準（見表3）。疫情下主要海外市場的授信審批和風險控制進一步審慎化，存貸款增速明顯分化。2020年五大行境外機構貸款規模合計5.68萬億元，同比下降5.3%，為近十年來首次下降。相比而言，各行境外機構存款平均同比增幅達1.4%，較上年增速提升0.8個百分點。

表3：2020年五大行境外機構與集團層面主要指標對比

收入結構不斷豐富多元。受全球低利率環境影響，五大行境外利息收入空間持續收窄，營收貢獻度連續兩年下降。2020年五大行境外機構利息淨收入合計1169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0.96%，占境外營收總額的34.5%，占比較上年同期下降0.2個百分點（見圖4）。境外非利息收入中，手續費及傭金收入合計規模為356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1.15%；其他非利息收入（如投資收益、匯兌收益等）合計規模為1863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0.11%，降幅明顯低於傳統利息收入和手續費及傭金收入。

圖4：2016-2020年五大行境外營收結構

境外機構資產品質明顯下降。過去，五大行境外機構由於信貸規模相對較小，加上部分內保外貸專案的風險分擔影響，資產品質一直明顯優於集團水準。但近年來，境外機構資產品質持續下行。2020年五大行境外機構加權平均不良貸款率為0.75%，較上年同期提升了28個百分點，已為連續三年上升。相比而言，五大行集團層面的加權平均不良貸款率為1.56%，較上年同期提升了15個百分點。五大行境外機構與集團層面的不良貸款率差距從2015年的1.36個百分點縮小至2020年的0.81個百分點（見圖5、圖6）。

圖5：2012-2020年五大行境外機構與集團不良率比較

圖6：2018-2020年五大行境外不良率

五大行國際化發展呈現明顯差異化態勢。經過十餘年的拓展，五大行逐步形成以中行為主，工行、建行追趕，農行、交行補充的國際化發展格局。受發展階段不同、海外市場差異程度較高、集團戰略調整等因素影響，近年來五大行國際化發展步伐並不一致，差異化態勢愈發明顯。其中，中行、工行國際化步伐相對平穩，中行近三年境外機構資產規模、營收和稅前利潤的年均同比增速分別為6%、4%和-4%，工行分別為6%、8%和-8%。建行國際化發展有所收縮，近三年境外機構資產規模、營收和稅前利潤的年均同比增速分別為-6%、-3%和-57%。交行、農行的境外機構覆蓋範圍和規模體量相對較小，但增速較快，其中交行近三年境外機構資產規模、營收和稅前利潤的年均同比增速分別為9%、7%和7%，農行分別為9%、9%和21%。

經營情況整體優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2008年金融危機與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五大行境外機構均出現利潤下滑、不良率抬升等現象。但是當前各行境外機構經營發展保持了相對強的韌性，盈利和資產品質下降空間明顯收窄。2008年，五大行境外營收同比下降8%，2020年僅下降1%，業務收入規模保持相對平穩。2008年五大行境外機構稅前利潤同比下降63%，2020年僅下降26%。2008和2020年，五大行境外機構加權平均不良貸款率分別較上年提升了0.29和0.28個百分點。以國際化程度最高的中國銀行為例，2008和2020年境外機構不良貸款率分別提升了0.4和0.34個百分點，提升幅度收窄。

五大行境外業務模式呈現新特點

2020年以來，中國銀行業積極探索境外業務新模式和新方法，跨境金融業務呈現新亮點新突破。

亮點一：持續優化跨境貿易融資服務。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受上下游供應鏈受阻、各海外市場疫情防控政策等因素影響，跨境貿易融資需求明顯下降，服務拓展難度也不斷提高。五大行及時優化調整服務模式，積極助力外向型企業拓寬融資管道、降低融資成本。一是創新多舉助力穩外貿、穩外資。例如工行向重點支持的境內外貿外資企業及境外供應鏈上下游核心企業，定向提供專項融資規模及優惠融資利率；建行利用白名單、信保貸、政銀保等方式為外貿企業提供融資便利。二是持續推動貿易投資結算便利化，包括落實外匯綠色通道、辦理線上跨境業務、與海關合作上線“單一窗口”金融服務功能等，為企業提供更加準確和便捷的跨境資金服務，助力產業鏈暢通運轉。三是積極服務小微企業跨境融資需求。例如，中行針對中小企業的跨境撮合對接會已舉辦72場；工行積極創新“杭信貸”“蘇貿貸”等支持中小外貿企業的信貸產品；建行推出服務小微外貿企業的全線上、無抵押、純信用“跨境快貸”系列產品。

亮點二：探索數位化業務發展模式。2020年，中行、工行、建行的科技投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分別達3%、2.7%和2.9%。近年來業務流程線上化成為各大銀行拓展境外業務的新趨勢和新亮點。一是不斷優化完善線上服務管道。2020年末中行的境外企業網上銀行已覆蓋51個國家和地區，支持14種語言，海外個人手機銀行服務範圍拓展至30個國家和地區；工行的境外網上銀行、手機銀行等線上管道已覆蓋41個國家和地區。二是創新推出專業化線上綜合服務平臺。中行的中銀跨境撮合系統（GMS）搭建了境內外企業洽談對接的線上合作平臺，工行推出線上跨境貿易洽談合作平臺“環球撮合結算薈”，建行“跨境e+”國際結算服務平臺的服務範圍不斷擴大。三是加快數位化跨境業務產品創新力度。主要銀行的區塊鏈貿易融資平臺建設不斷完善，一站式綜合金融服務模式不斷升級，金融市場服務的特色化定制化服務不斷提升。例如，中行成功辦理上海票據交易所跨境人民幣貿易融資轉讓服務平臺全球首單業務、全國首筆區塊鏈跨境電子提單信用證；工行利用區塊鏈技術研發了“中歐e單通”產品；建行推出BCTrade區塊鏈貿易金融平臺，交易量超7,000億元，加盟同業75家。

亮點三：積極助力構建雙迴圈新發展格局。雙迴圈新發展格局的構建過程中，國內大市場將成為跨境金融業務發展的重要陣地，各大型銀行積極優化服務策略，加快促進國內國際雙迴圈。一是助力“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近年來各銀行積極加快沿線國家佈局和業務拓展，目前中行、工行的網點佈局已分別覆蓋了25和21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2020年末，中行在“一帶一路”沿線累計跟進境外重大專案超過600個，累計完成各類授信支持超1851億美元；工行已累計支持“走出去”和“一帶一路”專案400多個。二是持續加大對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推廣。中行推出“互聯網+跨境人民幣結算”，持續加大對第三方支付機構跨境人民幣結算支持力度；工行以重點企業跨境人民幣服務場景為切入點，推進大宗商品、對外承包工程領域的跨境人民幣全流程閉環使用。2020年，中行、工行、建行、交行、農行分別辦理跨境人民幣結算量9.20萬億元、7.2萬億元、2.17萬億元、2.03萬億元和1.73萬億元，合計同比增長26%。三是積極對接自貿區、粵港澳大灣區等對外開放新高地。主要銀行積極為進博會、廣交會、服貿會等提供綜合金融服務支持，並積極搶抓自貿區、大灣區等發展機遇拓展業務。工行推出“灣區帳戶通”等大灣區民生便利化產品，中行在北京、湖南、安徽、浙江等四地率先拓展自貿區業務。

亮點四：進一步完善境外機構管理機制和組織架構。中行致力於打造高效扁平的矩陣式管理、差異化經營模式，主要舉措包括深化東南亞和歐洲等境外區域總部管理和建設，優化歐非銀團中心的運營管理模式，提升各海外資訊中心服務水準等。同時，實施境外機構分類管理，制定差異化發展策略，提升境外機構可持續發展能力與集團協同效能。建行推進倫敦機構整合工作，將存量業務有序向倫敦分行劃轉。工行以盧森堡設立的工銀歐洲為主體，持續推進歐洲業務整合和系統性管理工作。

五大行國際化未來發展建議

全球經濟金融形勢發生深刻變化，中國銀行業應克服挑戰、緊抓機遇，持續推動國際化業務高質量發展，助力構建雙迴圈發展新格局。

一是助力雙迴圈發展新格局，提升金融服務水準。中國銀行業應充分依託國內大市場，堅持“立足中國、服務全球”，深入研判當地經濟金融市場情況，結合我國與各國雙邊關係動向，根據各海外市場的特定情況，及時優化各境外市場的資源投入、經營策略和資產業務結構。應堅定不移服務國家戰略，全面服務“走出去”客戶，深挖客戶全球化發展需求；發揮海外機構佈局優勢，將“引進來”客戶的先發優勢轉化為價值創造。要緊抓粵港澳大灣區、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海南自貿港等建設機遇，繼續做強亞太地區市場，發掘東南亞、南亞地區跨境貿易優勢帶來的跨境聯動業務需求。要做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支持國際產能合作、第三方市場合作，在審慎評估國別風險的基礎上，有選擇地參與商業可行專案。

二是結合內外部環境變化，優化國際化佈局。當前五大行的國際化佈局已相對完善，中行、工行、建行基本與國際大型銀行佈局水準相匹配，交行、農行初步形成了覆蓋主要國際性、區域性金融中心和雙邊往來密切國家（地區）的跨境金融服務網絡。疫情後全球化發展面臨產業鏈重塑、逆全球化抬頭等挑戰，區域內的跨境經濟金融合作將更加緊密，各銀行應充分利用“一帶一路”、RCEP、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等發展機遇，有側重地優化國際化佈局。除五大行以外，參與國際市場的金融機構越來越多，例如股份制銀行及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非銀機構積極拓展海外佈局。在“走出去”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各機構應根據自身資源稟賦和經營優勢，有針對性地實現錯位佈局，助力形成協同發展、差異化競爭的中國金融業國際化佈局體系。

三是加大科技、人才投入，增強跨境金融服務的精細化程度。全球低利率環境長期持續的背景下，非利息收入將成為銀行國際化的重要收入來源。近年來五大行境外機構的非利息收入占比逐步提高，但仍以手續費傭金收入、自營投資收益、匯兌收益等為主。各銀行應充分調動集團牌照和機構資源，加快發展財務諮詢、投資銀行、財富管理等輕資產綜合化業務，進一步豐富多元化境外機構收入來源，提升境外機構綜合金融服務能力。加大對境外業務的科技與人才投入，對成效較好的金融科技應用試點業務要加大推廣力度，如區塊鏈貿易融資平臺、人工智慧在反洗錢合規工作中的應用等，不斷提升境外機構金融服務效率和品質。

四是完善境外機構管理與考核機制，提升境外機構經營效率。目前中國銀行業在境外機構佈局方面多以“插旗設點”式分散佈局為主，尚未形成全球一體化、集約化的管理架構。建議結合英國脫歐、中美關係變化等外部環境動向，動態調整境外機構佈局，持續推動對歐盟、東盟等區域內的境外機構整合工作。積極打造以客戶為中心的全球客戶經理制度、全球統一授信平臺、全球客戶分層管理體系等，加強境外機構資訊溝通和資源共用水準，提升全球一體化綜合服務效率。加強對重點境外市場的國別研究和經濟金融風險研判，探索境外機構差異化管理考核體系，強化境外機構實現因客、因機構、因人的差異化業務發展模式。加強對境外機構EVA、RAROC等考核要求，對經營情況長期惡化的境外機構可及時考慮調整業務策略、退出市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