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平:國際經濟風險四重奏下中國經濟復蘇之路
著名經濟學家,交通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現任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所所長,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兼聘教授連平分享“國際經濟風險四重奏下中國經濟復蘇之路”。主要內容有三大塊:一是國際經濟的環境,近年來國際經濟環境非常嚴峻而且非常複雜;二是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潜力在什麽地方,這是觀察中國經濟中長期走勢的非常重要的方面。三是眼下經濟運行存在什麽問題,趨勢是怎麽樣的,政策會怎麽走,還有一些熱點問題,匯率、房地産市場、人民幣國際化等一系列熱點問題,包括國際上的一些熱點問題,比如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接下來會怎麽走,美元體系正在經歷有史以來罕見的挑戰。
—— 連平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兼聘教授
(圖片來源: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4月閉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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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風險“四重奏”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一) 全球通脹仍屬很高水平
這一輪通貨膨脹的根源很複雜,而且持續的時間也不短。一方面,歐美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把利率降至零利率水平幷導致M2高速增長。2020年疫情衝擊之後,發達國家尤其是美聯儲、歐洲推行了力度巨大的十分寬鬆的貨幣政策,很快就把利率降到0到0.25的水平。同時,2020年M2的增速達到了25%,在發達國家歷史上來說也是極其罕見的,中國僅在2009年有過一次M2增速超過30%,達到32%,也是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增速。由于貨幣政策自身的能力在未來十分有限,以後即使是推行相當寬鬆的貨幣政策也很難再出現M2的增速達到30%以上的水平。這樣强的貨幣政策的寬鬆,對未來的通貨膨脹埋下了伏筆。另一方面,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加大了供求之間的矛盾。疫情衝擊之下和經濟周期性的運行所帶來的對供需兩方面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雖然疫情衝擊之下需求明顯收縮,但疫情下對供給的抑制更大。這種情况下,出臺非常寬鬆的貨幣政策,大量的現金投向美國的一些家庭、中小企業、地方政府,使得貨幣的供給快速增加,大力度拉動了需求;但因疫情的因素不利于生産與産出,供給無法滿足旺盛的需求,供求關係更加不平衡,通貨膨脹毫無疑問不可避免。因此,零利率水平加上供求之間的矛盾導致物價快速上漲。
物價快速上漲在2021年開始出現苗頭,一直到了2022年的三季度達到最高水平,歐美的CPI都在8%到10%水平上,這是除上個世紀70年代油價暴漲外首次出現如此高的通貨膨脹,對整個經濟體産生了不可低估的壓力以及深遠的影響。在這種情况下,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必須收緊。通貨膨脹確實是在去年的四季度以後增速有所放緩,但是現在的歐美通貨膨脹CPI依然高于5%(美國是5%到6%,歐洲還在6%到8%區間,英國甚至于前兩天又爆出月度的數據10%),通脹結構可能已由能源價格傳導至核心通脹分項,使得通脹更具粘性。歷史經驗表明,一旦通脹率突破5%的門檻,特別是當核心通脹突破2%時,發達經濟體平均需要10年時間才能將通脹壓制到2%以下。
緊縮的勞動力供給也可能推升通脹中樞上移。第一,工資和通脹之間的互相的影響——工資推動物價上漲。在歐洲一些國家,因通貨膨脹一個月物價可以漲30%且連續幾個月漲,老百姓日子過不下去,普通的工人難以承受,所以最近歐洲一些國家工人持續爆發罷工行動,其訴求就是加工資,罷工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最近英國、德國工會都在預告進行全國性的罷工等。工資上漲後,企業主一定會把工資上漲的大部分推進商品、服務的成本中去,使得“工資-通脹”螺旋式推進。第二,美國勞動力市場供求關係緊張。美國失業率不高這一指標難以得出美國整個經濟的運行都很好的結論。房地産、物價運行以及重要的利率之間的差價,比如說國債、長短期的利差等一系列的數據都表明美國經濟目前正在步入衰退。當前美國失業率低位徘徊,已經連續13個月低于4%,美國勞動力平均時薪同比年初結束收窄趨勢,重新擴張,這些都說明美國勞動力市場供求關係緊張。但我們還要看它緊張是因爲需求大幅度的提升後所帶來的影響還是供給方的因素。目前這兩方面原因都有,供給方的因素也很重要。美國通脹和經濟運行以及就業的問題需要特別關注的幷不因爲就業數據看上去還不錯,就證明美國經濟現在非常好。
(二) 美聯儲緊縮貨幣政策的滯後效應顯現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每輪美聯儲從加息到接近尾聲,美國經濟往往開始降溫甚至陷入衰退,體現爲失業率上升和通脹下降,同時伴隨著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甚至觸發金融風險,經濟降溫和金融風險又往往相互强化形成經濟危機。
其邏輯是,隨著緊縮貨幣政策持續,利率逐步攀升,流動性不斷收緊,國際利差擴大;經過一段時間的發酵,經濟過度冷却,金融市場變得敏感而脆弱,此時容易爆發經濟金融危機。
在通貨膨脹快速上升,貨幣政策大量地投放了流動性之後,把經營狀况都不好的金融企業如矽谷銀行、瑞信及美國的一些中小銀行整個推動了起來。而矽谷銀行的資産負債的期限結構嚴重的不對稱,負債基本上95%是短期的負債,但是它所投向的資産端75%左右是期限較長的十年期以上的債券。對商業銀行來說,資産一部分投向債券市場是一個常見的現象,但是像矽谷銀行投向債券市場的比例如此之高十分少見。而遇到衝擊之後債券市場垮塌了,銀行無法承受市場出現如此大的波動,所以是他本身在經營管理上存在很大的問題。貨幣政策高度緊縮的負面效應會在未來一段時間逐步顯現出來。
美聯儲推出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原因是此次通貨膨脹水平非常之高。而且此次通脹幷非一般經濟學意義上的周期性通脹,它不是因爲經濟自身運行越來越熱而導致,而是非經濟因素的外因首先推動所帶來的,即疫情的衝擊。非經濟因素的衝擊和影響使得貨幣政策在應對問題上面很難運用通常的周期性經濟學原理、政策的模型和框架來進行應對,因此很可能它所推出的政策的應對力度會有比較大偏差。貨幣政策方向把握上通常不會有太大的問題,該緊的時候緊,該松的松,關鍵是怎麽把握好度,這是難度較大的一個問題。
這次歐美采取的措施是不遺餘力地放鬆貨幣政策,其力度超出了它實際的需要。美聯儲希望能够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在短期內發揮比較大的作用。但這需要經歷一個過程。且這種類型的通貨膨脹即使降下來了,可能也要經過幾年的逐步的調整,才能慢慢達到經濟體所能接受的水平。現在看來,美聯儲的動作是操之過急了,他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把通貨膨脹率降下來,但因核心通脹達到了2%以上以及工資通脹螺旋式上漲所帶來的通脹粘性特別高,短期內要想降下來非常困難。本輪美聯儲貨幣緊縮力度之大和推進之快史上罕見。一年內從0%~0.25%一下子抬高到4.75%~5%的水平,對金融風險和經濟下行所産生的壓力更大。近期,美歐銀行的爆雷向市場傳遞了一個信號:即美聯儲緊縮貨幣政策對全球經濟金融市場運行的滯後效應正在顯現,金融市場正處在風險多發階段。
(三) 美歐金融業風險持續暴露
美聯儲持續的加息導致股市債市嚴重受挫。美聯儲本輪最難抉擇的議息决議公布之後,標普500、道瓊斯工業指數、納斯達克指數當日跌幅超過1.6%,美國一年期及以上國債收益率均出現不同程度下跌,最高跌幅下降22bp,市場出現較大負向波動。
金融機構經營和流動性壓力增大。美歐緊縮性貨幣政策造成市場流動性持續收緊,社會融資成本上升,經營壓力增大,違約風險上升;需求受到持續抑制,經濟下行壓力及衰退風險大增,放大了金融脆弱性;面對較大規模的金融資産風險敞口,金融機構被迫加大風險準備,進一步增大了風險的積累程度。
多家銀行集中“爆雷”,恐慌情緒使得資金由中小銀行流入大型銀行,然而大型銀行也幷不安全。3月,美國矽谷銀行、簽名銀行倒閉,第一共和銀行也面臨高流動性壓力與資金大量外流風險,股價下跌,評級被下調至“垃圾級”。美國中小銀行面臨較大資金流出壓力。這一輪的各種風險的暴露主要是在中小機構的原因是美國抬高系統重要性銀行的制度門檻至金融機構的總資産在2500億美元以上,使得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就少了,經營監管部門開始放鬆對像矽谷銀行這種不算系統重要性的中小銀行各方面的要求幷减少了關注度。換一個角度看,說明對于系統重要性的機構建立一種比較嚴格的風險管控,非常審慎的宏觀調控的機制是非常有必要的,對于那些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風險的管理確實起到了比較積極的作用。但國際大型銀行也有問題。歐洲因遇到過多次主權債務危機在此問題上更加謹慎,但整個金融機構的風險壓力是非常之大的,歐洲現在很多商業行現在都傳聞遇到了很大衝擊。像瑞信銀行、德意志銀行、德國商業銀行等經營都比較困難的,瑞信銀行內控暴雷、涉嫌數據泄露、涉嫌貪污案等問題,被迫向瑞士央行求援;市場對德意志銀行的美國房地産風險敞口及其衍生品投資品的流動性儲備産生擔憂,CDS飈升,股價大跌。
這一輪危機出現之後,監管部門第一時間介入。美國監管部門迅速介入幷對矽谷銀行采取措施,之後對所有問題銀行業迅速采取一系列强有力且很有針對性的措施。比如像針對矽谷銀行,按照存款保險公司的制度是賠付上限25萬美元,現在對存款無論金額大小全部兜底,儲戶不用擔心銀行是否倒閉;同時出臺政策針對所有銀行業機構提供流動性的支持,提供過橋抵押貸款工具,銀行可以用手中擁有的債券到中央銀行按照面值進行抵押,事實上風險及中間可能産生的損失都由中央銀行兜底。由此可見,美聯儲作爲中央銀行在支持金融機構在流動性供給方面的力度非常之大,緩解了整個市場的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壓力。瑞信出事以後政府動作也很快,在一周之內把事情搞定,先是由歐洲中央銀行來提供流動性,後來乾脆就是瑞銀出面收購瑞信,所有的事情由瑞銀來承擔,然後瑞銀又由歐洲中央銀行給他相應的流動性支持,基本將風險的底給兜住了。
美歐政府出現這種操作幷非偶然,是吸取了2008年和2009年雷曼兄弟倒閉處置不當引發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當時美國的中央銀行和財政部一直在討論該如何處理,甚至于開始的時候美國財政部明確表態不插手市場上的事。在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時,平衡風險重點管控的目標是在系統性風險還是道德風險是很重要的。美國財政部長當時的意思就是要重點管控道德風險,以防大型金融機構不用擔心做的不好,出事就由中央銀行和財政部來兜底。但必須看到,儘管企業老闆以及主要的得益人可能都受到巨大的損失,但由此會帶來對整個社會、金融市場非常巨大的損失。2008年和2009年危機就是這樣很快的成爲一場巨大的風暴,所以現在出現問題時需要全力以赴以足够的力度把機構風險控制住,因爲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其他各種市場都是聯動,風險擴散傳播對經濟所帶來的壓力會非常之大。
目前爲止,矽谷銀行、瑞信等一系列的爆雷幷沒有形成全球性的系統性危機,但美歐金融業風險暴露範圍可能會進一步擴大幷持續一個階段。金融市場還會受到經濟下行的壓力,這種環境之下金融機構出問題也是正常的現象。雖然現在的趨勢是慢慢的朝著系統性金融風險可控的方向在運行,政府的一系列措施産生的效果還是比較明顯的,可以逐步的把市場風險的頻率和規模控制住,但現在依然還是處在一個風險暴露的過程中。那麽道德風險的問題又怎麽辦?我覺得完全是有手段可以來應對的。既然金融機構不負責任,爲了自己的利益,最終給社會造成了許多傷害,那法律就應該追究你的責任。關于系統性金融風險管控和道德風險管控這兩者之間如何平衡,我的觀點是非常明確的:首先要堅持系統性金融風險可控,這是首要任務;然後再是來關注道德風險,可以運用監管手段、法律手段來管控道德風險。
(四) 世界經濟下行壓力顯著增大
高通脹削弱消費能力和投資信心。對于歐美家庭來說,由于物價大幅度上升,會在這段時間內减少它的各種開支,高通脹一定是會對家庭的消費能力帶來壓力。2022年5月至12月,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均在60以下。2022年歐元區民衆實際收入下滑3.1%,消費能力出現大幅下降。2022年6月至今,歐元區零售銷售增速均爲負值
大幅加息抬高企業融資成本,金融機構風險偏好下降。首先,因爲物價水平上漲導致企業用工成本也在漲價。第二,貨幣政策緊縮導致金融機構的利率水平明顯的上升,企業貸款融資成本大幅上升。第三,美歐金融“黑天鵝”事件發生,可能引發流動性進一步緊縮,加劇投資人的避險需求,市場風險偏好下降,投資意願减弱。
金融業危機四伏導致市場預期謹慎,消費收縮,投資保守。歐美金融危機的發酵,企業主投資决策更加謹慎,且對其國內政策也會産生影響,緊縮性貨幣政策可能提前轉向。
全球經濟下行預期增强,發達國家經濟可能走向衰退。去年四季度一直到現在,從發達國家運行的情况來看,尤其是歐洲預期是在明顯的下行,市場預測2023年歐盟經濟負增長的可能性比較大。美國,有可能會有一個季度左右的負增長。還有一些發展中國家,可能更糟糕一些。3月世界銀行預測,2023年至2030年間世界經濟平均年度增長率爲2.2%,爲200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一個基本前提是中國經濟可能還能够保持5%左右的增長;第二,一批的發展中國家繼續處在高速增長狀態,且這些發展中國家現在所占的比重也在上升,比如說印度,它還有6%、7%,甚至于更高一點的增長,還有像越南,前一段時間,也有7%、8%的增長。所以儘管發達國家水平再低,世界經濟2%以上的增長也都是有可能的。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經濟在8%到10%的增長區間的時候,世界經濟增長的幅度通常要在4%以上5%以上。現在,韓國和日本的出口連續六個月下行。韓國出口下行跟中國之間的關係非常的密切,我們也觀察過這樣的一個關聯度。基本上,韓國出口下行,中國的出口相應會下降。
(五) 國際經濟風險“四重奏”對我國的影響:弊大于利,憂多于喜
海外高通脹,輸入型通脹壓力仍存。美國核心CPI爲5.5%處于高位,歐元區核心CPI上升至5.6%,英國CPI上漲超預期爲10.4%。歐美風險外溢可能導致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對國內物價形成壓力,推高投資和生産成本。中國現在進口的大宗商品、國際能源、初級産品的規模非常大,會推動核心CPI。除最近出現了小幅度的下行外,最近幾年核心CPI一直在慢慢的上升,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是在上行的。
高利率對金融市場和人民幣匯率帶來波動。歐美加息未改,而我國降准0.25%,貨幣政策呈“一緊一松”分化,可能制約國內貨幣政策空間,加劇人民幣匯率震蕩。
海外金融風險對國內金融市場帶來保守預期,降低風險偏好,而跨境資本可能階段性流入。歐美銀行事件暴露後,北向資金當月淨流入250億元,高于去年同期850億元,需謹防資本短期內的大規模流動造成金融市場不穩定。如果說中國經濟能够保持一個相對平穩的運行增速,國際資本流入中國的規模增大可能不會有什麽太大的問題。但畢竟中國經濟現在受到國際上的影響比較大,尤其是美國現在持續對中國各方面采取打壓的舉措,包括過去對我們加征高額的關稅,現在是對一些重要的産業鏈進行打壓,對重要的中國企業進行制裁等。
現在還有一個很大的擔憂,就是美國會不會運用它的美元體系對中國金融、對人民幣各方面帶來更大的壓力,現在看起來這方面的問題可能會在未來一段時間有所緩解。但不管怎麽說,各方面的打壓還是比較明顯的。回過去觀察2018年到2019年,特朗普當政的時期,他推行了對中國的所謂的關稅、制裁裏面,我們看到兩個方面的數據:第一個就是中國的出口是受到影響的,所以之後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增速一直是處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上,甚至于是負增長。過去美國在中國出口的市場比重一直是排在第一或第二,現在掉到第三。第二個是人民幣匯率在18年和19年人民幣匯率出現過幾輪貶值,最高貶值是達到1:7以上,但時間不長。最近又貶值,甚至超過1:7.3,市場上各方面是比較緊張的。結合外部環境來看的話,我們還是要有更多的風險意識。
因此,第一個是存在國際經濟風險四重奏,同時美國針對中國進行打壓,把局勢搞得非常複雜,有些方面所産生的負面效應一直是處在一個風險狀態下,所以弊大于利,憂多于喜。
(六) 海外金融風險增加出口下行壓力
財富效應减弱,壓降消費需求。美國和歐洲這兩個市場是全球最主要的市場,歐美資本和投資因銀行信用風險而面臨壓力幷向國內傳導,財富效應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國內消費者信心。
信用擴張受阻,抑制投資增長。歐美銀行業存款端收緊會抑制貸款端的擴張,導致對外投資大幅收縮。11月和12月我國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僅爲-32.1%和-35.8%,2010年以來最低水平。
數據表明,海外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的抑制作用顯著,存在三至四個季度的滯後期。海外金融危機對我們國家出口的抑制作用最近幾個季度已經慢慢顯現出來。尤其是去年的第四季度已經開始有所顯現,今年可能還有3到4個季度的滯後期。目前,我國出口中歐美占比約爲28%。2007年三季度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對我國出口的拖累于2008年四季度顯現。2008年11月,我國出口增速由19.3%驟降至-2.2%,維持了近一年的兩位數的負增長。
(七) 國際變局對我國産業鏈將産生重大影響
從中長期來看,全球産業鏈供應鏈調整給中國帶來巨大挑戰。一旦重構調整朝著發達國家意欲引領的方向發展,不僅會給中國全球産業鏈供應鏈帶來嚴重的安全隱患,而且還有將中國排除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之外的風險。我們要穩住産業鏈,同時又希望按照我們的意願加以構建,對中國經濟的利益角度去進行調整,就要把握住未來的調整方向,這必然會産生許多矛盾和鬥爭,我估計五年到十年是最爲關鍵的階段。一種可能是通過鬥爭後,中國起來了,美國衰弱了;另一種可能是通過鬥爭,中國可能受到了很大的制約,甚至于出現所謂的中等收入的陷阱我們跨不過去。所以未來五到十年,本土化導致美歐産業回流,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我國産業發展基礎;區域化下技術之爭可能會抑制我國産業發展速度;多元化布局調整一定程度上會减弱我國産業發展力度。但是,我認爲美國所確定的製造業回流的計劃可能得逞于一時,但是無法長遠的、全面的實現。因爲美國高成本下産業逐步的空心化,包括像日本産業的流出的空心化都是經濟發展規律的結果。而我們有很多優勢,勞動力成本相對優勢、産業鏈的優勢、技術水平的優勢、工業體系部門齊全的優勢,這一系列優勢都會對中國的産業鏈占據主導的地位産生積極作用。所以美國說要引導大量的製造業回流,但美國的製造業早已經空心化,依靠財政補貼維持得了一時,不可能長久。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肯定是歸于失敗,因爲這是違背經濟發展規律的。逆全球化是違背經濟發展規律的,可能三年、五年或者稍微長一點的時間能够得逞,有可能使得經濟國際化步伐放緩,甚至于是倒退幾步,但從長期來看,經濟國際化最終還是要往前走,這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最爲重要的基本規律之一。
全球産業鏈供應鏈調整也給中國産業鏈供應鏈升級帶來重要戰略機遇。一是倒逼中國實施創新驅動的戰略;二是突破發達國家産業鏈價值鏈的“低端鎖定”;三是多元化持續擴大全球性的國際戰略合作。中國現在兩個方面的合作還是卓有成效的,一個是中南美主要是南美幾個大國,第二個是中東。東南亞這塊雖然有菲律賓在那裏攪局,但對經濟的影響幷不大,東盟基本跟中國是緊密綁在一起的,中東又開始要綁在一起,南美也是如此。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是繼續的下降,歐洲又是分化。在這種格局下,我國在和美國鬥爭過程中的趨勢正在朝著有利于我國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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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的潜力
(一) 新型城鎮化擴大內需
到目前爲止,2022年我國城鎮化率(常住人口)爲65.2%,與發達國家75%-80%的平均水平相比低了10個百分點以上,比美國82.7%的水平低18個百分點,發展空間仍然較大。
重點城市群與核心城市已進入都市圈建設時代。現在對于房地産有很多擔憂,雖流動人口、城鎮人口的自然增加,收入增加,都會推動剛需和改善型的需求,但和過去明顯不同,過去是整個房地産市場紅紅火火,全國各地全面鋪開,未來可能就是集中在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在這些區域可能更多的會出現更多的人口流入以及收入增長,帶來更大的改善性需求。儘管在需求提升的同時,一些地區的需求,比如中小城市、邊遠地區、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房地産需求很弱,甚至是負增長,但是幷不影響他對新的城市群、都市圈所産生的需求對房地産市場的推動。
流動人口和人均住宅面積的增加將推動住房需求保持在較高水平。我國城鎮人均住宅面積與城鎮化率增量關聯度很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率每增長1個百分點,新增人均住宅面積約0.8平方米。據預測,到2025年中國城鎮人口約9.6億,新增約5600萬城鎮人口,其中新增流動人口約4000萬。
一個時期以來,市場上存在越來越大的對房地産行業和市場的擔憂,擔心市場出現巨大調整。我認爲,未來十年之內不必過于擔心。與日本和韓國房地産市場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出現的問題相比,中國未來的十年或者稍微再長一點的房地産市場還是很有發展空間的。韓國和日本房地産出現問題時,人均GDP水平很高,已經跨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且城鎮化水平都在80%以上。從人均GDP角度相比,中國要達到中等收入、發達國家水平的一個最低門檻尚需時日,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目前,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尚不高,而僅所謂的65%的城鎮化率是常住人口,後者的流動性很大,因爲中國的農村有著讓外出務工農民能够生活下去的資源和條件,但在發達國家,一旦走進了城市再要回到農村去生活基本已經不可能。
從基本經濟發展規律來說,中國房地産市場還應該有一個不短的發展時期,至少十年以上。流動人口、城鎮人口自然增長和收入增長帶來的剛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將成爲推動長期住房需求的主要力量。預計在“十四五”時期,每年住房需求合計10-15億平方米,需求總量處于歷史較高水平。
(二) 科技進步催生製造强國
我國已成爲全球最大的製造業之國。我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産業鏈優勢,含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和666個工業小類,是唯一擁有聯合國産業分類中所有門類和最完整産業鏈的國家。
製造業規模不斷壯大,地位不斷提升。2012年到2022年,我國製造業增加值從16.98萬億元增加到33.5萬億元,占全球比重從22.5%提高到近30%,連續13年位居世界首位。製造業結構不斷優化,轉型升級進一步加快。2022年,高技術製造業和裝備製造業分別對規模以上工業增長的貢獻率達32.4%和50.3%。重點領域關鍵工序數控化率、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分別達到58.6%和77%。
科技領域進步顯著。我國數字經濟和太空科技已處于全球領先水平。2022年數字經濟規模達50.2萬億元,同比增長10.3%,穩居世界第二,占國內生産總值比重提升至41.5%,成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太空航天水平超越俄羅斯,躍升至全球第二;新型顯示器、工業母機、新材料等領域的攻關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工業機器人、太陽能電池和新能源汽車産銷量大增。最近看到報道,中國的出口汽車規模很大,最後出口汽車的製造商决定造船運輸。中國的造船能力比較强,這是科技水平和製造能力的綜合體現。
(三) 超級消費市場茁壯成長
一是絕對貧困歷史性的消除。2020年,在歷經8年之久,現行標準下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二是高淨值的群體在快速的崛起。2021年中國高淨值人群(可投資資産1000萬以上)總量達296萬人,增長近13.0%。高淨值群體的消費能力强,是拉動內需的重要力量。三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續增長,未來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增長2.9%,較2010年翻了一番。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財産淨收入爲3227元,增長4.9%,占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爲8.7%。四是中等收入群體不斷壯大,內需潜力巨大。我國擁有4億以上中等收入群體,可爲我國向全球第一消費大國邁進提供不斷擴大的實際需求。預計到2025年,我國經濟總量將達到20萬億美元,消費市場規模有望達到10萬億美元以上。到203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至少也將翻一番,届時中等收入群體有望擴大到8億左右。
(四) 全産業鏈支持出口韌性
我國的出口産業鏈的保障作用體現在“全”“廣”“優”三方面。“全”是指我國具備全産業鏈體系。我國在世界500種主要工業品種中有約230種産品的産量位居全球第一。22個製造業大類行業的增加值占全球份額超30%。“廣”是指與全球産業聯繫廣泛。我國是全球33個國家的最大出口國,65個國家的最大進口國,亞太地區中間産品供應鏈的樞紐。“優”是指我國出口産業鏈擁有比較優勢。科研技術優勢突出。工程師人數全球領先。2022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首次突破3萬億元大關,自“十三五”以來已連續7年保持兩位數增長。經費投入强度(研發經費與GDP之比)達2.6%。基礎設施完善。互聯網普及率達75.6%,5G基站總數達231.2萬個,占全世界的60%以上。部分産業外遷主要是我國産業升級轉型的體現。2015年後,我國勞動密集型産業鏈逐步外遷東盟等地區,以提高出口附件值。我國出口産品的國內附加值占比從2007年的65.83%升至2020年的75.65%。
(五) 數字經濟高速成長
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爲關鍵生産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爲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爲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經濟活動。數字經濟具有明顯的規模經濟、範圍經濟和網絡效應,可有效提升全要素生産率,是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我國數字經濟規模持續攀升。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50.2萬億元,僅次于美國;數字經濟占國民經濟比重提升至41.5%,較發達國家(55.7%)仍有很大提升空間。
我國數字經濟作爲宏觀經濟“穩定器”和“加速器”的作用凸顯。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占GDP比重較“十三五”初提升11.3個百分點,近五年複合增速13.0%,高于GDP複合增速的7.1%,已成爲穩定推動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動力。
政策持續發力深化數字經濟發展。二十大報告提出“數字中國”建設目標,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强調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
(六) 工程師紅利持續增强
工程師紅利是指一個國家處于勞動年齡的工程師人口數量龐大,爲發展科技創新型經濟創造有利的人才條件,實現産業高質量增長。中國可能接下來從人口最多的國家降爲次多的國家,但是,在全世界來看,工程師規模是世界上最大的。因爲印度的受教育的程度是大大的低于中國,文盲的規模還非常大。
科技人才總量居世界首位。目前我國科技人力資源已達11234.1萬人,繼續保持科技人力資源規模世界第一。最近有一個報道說中國的理科博士研究生規模實質上是美國的3倍,美國大學雖有很多的理科的研究生,但其中外來學生占30%以上,再加上總量本身沒有我們多,測算下來中國是它的3倍。儘管中國理科的教學水平和美國相比是有距離的,但是水平也在提高,整體基礎比較廣,尤其是現在中國正在廣泛的推動國外的高精尖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的流入中國。高等教育背景人才的累積帶來中國“工程師紅利”的雄厚基礎。從六普到七普,全國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由8930人上升至15467人,提升幅度高達73.2%。2019年後,中國PCT專利的申請量居全球首位。中國PCT專利申請量從2010年1.2萬件升至2022年7.0萬件,增幅高達475%。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爲培養工程師奠定了重要基礎。
(七)金融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
我國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銀行體系,能持續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金融有自己的特點,就是銀行業規模巨大,目前全球前20家銀行中我國銀行占據一半,其中國四大行穩居前4名。我們長期以來認爲中國資本市場不發達,銀行業規模很大是中國的一個很大的短板。但在全球來看,也有一些國家銀行業是非常穩定的,然後它的整個金融體系的運行常年一直保持非常良好的狀態。一個是加拿大,一個是澳大利亞。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機,加拿大靠著美國近,幾乎不受影響,澳大利亞也沒有受到明顯的衝擊。所以,在中國目前的情况下,大銀行比較穩固,它對實體經濟提供更多的支持。2022年末我國銀行業總資産約379.4萬億元,銀行信貸投放持續保持10%以上增長,能够爲實體企業發展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
信貸結構持續優化,社會融資成本穩步下行。2022年底,工業、基礎設施中長期貸款分別同比增長26.5%與13.0%,普惠金融領域貸款增長21.2%,綠色貸款增長38.5%,涉農貸款增長14.0%,銀行對重點領域與薄弱環節的金融支持力度持續增强。新發放企業貸款利率爲3.97%,比2021年同期低0.6個百分點。銀行體系穩健運行,各項風險指標良好,系統性風險可控。
直接融資規模迅速擴張,結構持續優化。截至2022年末,我國直接融資規模達到7.85萬億元,十年間增長了6倍。上市公司總市值約79.01萬億元,其中民營上市公司市值占比近一半,幾乎是10年前的兩倍。目前三大交易所已挂牌上市公司近5200家公司;股票市場日均交易金額超過9800億元。核准制將推動股市規模擴大,質量提升。2022年債券市場發行債券25.1萬億元,同比增長9.5%;現券成交規模306.7萬億元,回購交易成交量1783.6萬億元。
多層次資本市場逐步完善,服務科技創新能力不斷增强,資本要素市場化配置效率持續提升。科創板、北交所已設立,注册制改革持續推進。科技創新類、涉農企業、民營企業、小微企業的債券融資與股權融資規模迅速提升。綠色公司債券發行金額、ESG基金投資規模增長均超過30%。普惠金融持續發力。證券業風險控制指標保持穩健,風險覆蓋率與流動性覆蓋率超過200%。
(八)宏觀政策保持良好運作空間
預算赤字率仍有擴大空間。主要發達國家赤字率普遍偏高,2022年美英日赤字率分別爲4.0%、4.3%與7.9%。近三年我國財政赤字率相對穩定,基本維持3%左右。
政府部門杠杆率較低。發達國家的特點是企業部門的杠杆水平比較低,政府部門的杠杆水平比較高,按國際清算銀行口徑,2022年發達國家政府部門杠杆率水平超過103%,其中日本、美國、英國和歐元區杠杆率分別爲228.3%、112.6%、100.8%和93.1%,均遠超中國的76.2%。主要發達國家深受主權債務危機困擾,財政政策已捉襟見肘。按資産負債表計算,2022年末我國政府部門杠杆率爲50.4%,財政政策支持穩增長仍有較大潜力;隨著經濟持續復蘇,預計財政收入也將逐步恢復。我認爲未來應該是中國應該是把企業部門的杠杆水平降下來,然後把政府部門的杠杆水平適當的提高一些,是對于整個經濟體的良好的運行、提高它的效率是有好處的。因爲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有很大的債務負擔對他是不利的,而政府負債務負擔幷處在一個平穩的狀况下能够合理控制,不會有太大的問題。目前我們這水平還是相對偏低一些,可以適當的提高。
國有企業占比高,盈利能力强,上繳利潤與稅費提升我國財力。中國500强企業中國有企業占比超過60%。2022年國有企業利潤約4.3萬億元;應交稅費約5.9萬億元,同比增長8.4%,對財政政策形成較大支撑。
貨幣政策總量工具對擴大內需的拉動作用大。當前央行公開市場操作更加靈活,MLF操作有序開展,保持市場流動性合理寬裕。1998-2006年我國存款準備金率保持在8%以下,最低曾降至6%;目前加權平均存款準備金率爲7.6%,仍有一定的下調空間,可以爲商業銀行提供低成本中長期流動性,能有效刺激需求。相比之下,發達國家法定存款準備金較低,美國于2020年3月降至0,現升至2.4%,日本存准率也保持在0.8%較低水平。
結構性工具將持續發揮總量與結構的雙重作用。結構性工具創新使用是我國貨幣政策的一大創新點。近兩年,碳减排支持工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再貸款、普惠養老再貸款、科技創新再貸款、交通物流專項再貸款、兩項直達工具等結構性工具陸續出臺幷落地實施,支農支小、三農等領域再貸款持續推進,將會進一步推動重點領域與薄弱環節的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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