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人口结构变化:这对银行监管意味着什么?
全球人口结构变化的速度正在加快。几乎在全球范围内,生育率都在下降,包括那些曾经增速较快的地区。要使人口在无移民情况下保持稳定,每位女性平均需要生育 2.1 个子女。然而,当生育率降至约 1.5(如许多欧洲国家所见)时,每一代人口规模相比上一代将缩小约四分之一。这一趋势早已在先进经济体中显现,现在也正扩散至中低收入国家。[1]
人口结构变化正在重塑银行运营的经济基础。人口老龄化通常意味着更多储蓄、较少借贷,以及偏好低风险投资。年轻家庭减少将导致新抵押贷款和商业贷款需求下降,而退休人口增多则带来对流动性及财富管理产品的更高需求。
这种转变提出了多个问题:当老年人动用储蓄及其他资产时,本地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将如何?在人口密度或住房需求下降的地区,抵押品价值可能如何演变?人口结构变化是否可能成为银行体系的新脆弱来源?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新的人口格局
日本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成熟人口转型可能带来情况的缩影。作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长期面临劳动市场紧缩、护理需求上升及增长压力。[2]
欧洲可能不会完全重复日本的路径,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在 2030 年后达到顶峰并开始下降,也将面临类似的结构性挑战。这一变化已持续数十年,其影响既渐进又深远。欧盟的中位年龄已超过 44 岁,到 2050 年,每四名欧洲人中就有一名超过 65 岁。[3] 新进入劳动市场的年轻工人减少,人口增长越来越依赖移民,包括来自欧盟外部及欧盟内部向更具活力城市的流动。这些人口流动支撑了整体增长,但也加深了地区不平衡,使农村及边远地区人口减少、劳动短缺。
移民模式进一步复杂化了局面。2024 年,净移民流入欧盟超过 200 万人,有助于抵消自然人口下降。[4] 然而,移民流动(包括欧盟内部)高度集中,通常流向主要大都市区。其他地区则面临自然减少,年轻群体向其他地区迁移。
欧盟内部移民加剧了地区不平衡,使部分地区面临双重人口压力:出生率下降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外流。[5] 结果是在欧盟内形成一个多样化的人口格局,对区域集中的银行市场可能产生影响。
宏观经济影响及对金融部门的传导通道
人口结构变化会影响多项宏观经济变量,而这些变量对金融部门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将降低潜在增长,劳动短缺可能推高工资、压缩利润率。若企业投资减少或难以替换退休员工,生产力也可能受影响。
家庭行为也随之演变。随着年龄增长,人们从累积资产转向动用储蓄,调整消费和投资模式。住房市场将直接受到影响:在老年屋主较多、年轻买家较少的地区,房价可能停滞或下跌,影响抵押品价值与家庭财富。相反,移民流入的城市可能面临更高住房需求,显示人口结构变化既可能削弱,也可能加剧局部失衡。
同时,公共财政面临压力,因为医疗和养老支出增加,可能影响主权风险,进而通过主权—银行联动对银行资产负债表产生间接影响[6]。这些动态本身并非全新,但综合起来构成一股缓慢运行的力量,可能在数十年内塑造金融环境。[7]
对银行业务模式的潜在影响
从微观审慎角度看,人口结构变化提出了银行业务模式可持续性的疑问,不同地区与银行模式可能差异甚大。在资产端,退休人群偿还债务及年轻借款人减少,可能导致老龄化地区(尤其是人口减少的农村地区)抵押贷款需求下降,进而对房产估值形成下行压力,影响抵押品质量,并可能提高贷款价值比(LTV)[8]。
在负债端,情况更为微妙。老年存户目前提供稳定资金,且采取保守理财策略。然而,随着退休者动用储蓄、年轻群体迁入城市或转向数字金融竞争者,某些市场的存款基础可能承压。对于在人口减少地区有强势布局的机构尤为如此。
在此背景下,专注于传统零售银行服务的银行可能面临结构性逆风。针对较少数字化客户设计的网点网络,可能难以吸引偏好数字渠道的年轻客户。随着固定成本分摊到缩减的客户群,成本收入比可能恶化。同时,能适应“银发经济”的机构(如财富管理、储蓄动用规划与综合退休规划)可能找到新收入来源,但这需要战略调整与能力建设,并非所有机构均具备。
人口风险集中于特定地区及银行模式。一些集中于人口减少农村地区的银行,以及面临人口外流与萎缩国家的本土贷款机构,可能承压。这些机构虽可因老龄化且忠诚的客户群获得稳定资金及短期盈利,但有三条风险通道值得关注:
客户基础可能因老年群体流失及年轻人口迁移而缩减;
银行接班与继任规划可能面临挑战,尤其对合作银行而言,领导层及所有者年龄偏高;
银行适应能力各异,数字化转型需要投资及专业知识,小型区域银行可能难以跟上所需步伐。
从气候与自然风险监管中汲取的启示
人口风险与气候风险之间的类比具有启发性。两者皆为缓慢、可预测且具有结构性影响的变化。两者都会影响资产价值、行业盈利及资本配置,且具有区域维度,可能加剧不平等并互相强化:易受气候相关物理风险影响的地区,往往与面临人口衰退的地区重叠,加重当地经济及房产压力。
正如监管者学会分析气候转型情景,他们未来可能也需要解读人口走向——不是为了精确预测人口数量,而是理解社会与经济变化如何影响银行体系,尤其是部分银行。
从观察到思考
欧洲央行(ECB)银行监管尚未针对人口风险建立专门框架,也不宜仓促制定。然而,理解人口变化如何与银行业务模式、收益结构及资产估值相互作用,显得日益重要。
我们是否应预期某些业务线(如抵押贷款或消费金融)将出现结构性收缩?人口格局可能如何影响银行业的数字化进程或整合速度?某些地区是否更易受冲击?我们能从已面临这一转变的日本吸取哪些经验?
提前提出这些问题,或有助于监管者及银行在变化成为金融脆弱性之前,预测并准备应对。欧洲的人口转型将持续数十年,但其经济影响已在劳动短缺与消费者行为演变中显现。
本报告目的并非制定即时行动方案,而是承认银行运营所处的人口环境正在改变,并思考其对银行长期可持续性的意义。理解人口老龄化对银行的影响,有助于确保金融部门在欧洲步入新的人口时代时保持适应性。
参考文献
Spears, D. and Geruso, M. (2025), After the Spike: Population, Progress, and the Case for People, July.
Lewis, L. (2025), “Japan has an ‘enshortification’ problem”, Financial Times, 9 October.
Eurostat (2025), Demography of Europe – 2025 edition.
同上。
Pinkus, D. and Ruer, N. (2025), “The demographic divide: inequalities in ageing across the European Union”, Bruegel Policy Brief, No 13/2025, 27 March.
主权—银行联动指银行因持有国债而与政府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
Gardó, S., Klaus, B., Kurig, D. and Storz, M. (2025), “Navigating financial stability in an ageing world”,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ECB, May.
Imam, P.A. and Schmieder, C. (2024), “Ageing Gracefully: Steering the Banking Sector through Demographic Shifts”, BIS Working Papers, No 1193,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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